瑞典地理學家肯尼斯.歐爾威格(Kenneth Olwig 2002)從歷史的考證指出,地景(landshaft)在文藝復興時代以前的北歐地區,指涉的是人民自治的政治社群,以及該社群自我管理的習慣法,也就是當地習俗所形成的法律規則,「地景是棲居實踐的表現,正是通過棲居實踐在地方的物質紋理中生成,並落實成為習慣與法律」(Olwig 2002: 226)。這個意義下的地景乃是「民主的原型,由一群人民與其土地、習慣法之統治與塑形、以及關注重大事件(things that matter)之代議機構所界定,因此[地景]並非景觀規劃師或建築師所界定的物質事物(things as matter)」(Olwig 2018: xvi)。但是在16世紀到19世紀之間,地景作為地方自治社群的意義,逐漸被風景或繪畫的定義所取代,也就是被一種帶有意識形態的觀看之道所取代,而這種觀看之道正符合了現代國族國家正當性以及土地私有化的論述。質言之,地景從集體共有的地方轉變成風景空間。歐爾威格的研究所衍生出來的問題是,在當代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下,我們是否可能扭轉地景作為風景的意義,在某種維度上返回地景視為人民自治場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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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亮一的部落格
2024年8月13日 星期二
邁向地景民主?
瑞典地理學家肯尼斯.歐爾威格(Kenneth Olwig 2002)從歷史的考證指出,地景(landshaft)在文藝復興時代以前的北歐地區,指涉的是人民自治的政治社群,以及該社群自我管理的習慣法,也就是當地習俗所形成的法律規則,「地景是棲居實踐的表現,正是通過棲居實踐在地方的物質紋理中生成,並落實成為習慣與法律」(Olwig 2002: 226)。這個意義下的地景乃是「民主的原型,由一群人民與其土地、習慣法之統治與塑形、以及關注重大事件(things that matter)之代議機構所界定,因此[地景]並非景觀規劃師或建築師所界定的物質事物(things as matter)」(Olwig 2018: xvi)。但是在16世紀到19世紀之間,地景作為地方自治社群的意義,逐漸被風景或繪畫的定義所取代,也就是被一種帶有意識形態的觀看之道所取代,而這種觀看之道正符合了現代國族國家正當性以及土地私有化的論述。質言之,地景從集體共有的地方轉變成風景空間。歐爾威格的研究所衍生出來的問題是,在當代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下,我們是否可能扭轉地景作為風景的意義,在某種維度上返回地景視為人民自治場域的意義?
2023年8月3日 星期四
從文化地景到地景的文化政治
從十七世紀以來地景一詞在西方指的是視覺可見的土地、以及這種視覺方式所發展的繪畫或庭園。在這種字義下的地景,強調的是特定框架視野的方式、觀看地勢的角度、甚至是理解世界的觀點。到了二十世紀初,由於美國地理學家卡爾.紹爾(Carl Sauer)的倡導,地景這個用語進入了人文地理學的世界,但是在紹爾手上它指的不再是繪畫、景色或庭園,而是指經由文化過程所形成的人類居地形貌(Groth & Wilson, 2003: 2-5)。紹爾(Sauer 1925)提出了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這個概念,因為他認為地景是經由集體的文化對自然景觀之作用而形成的,是人類活動與信念的物質性紀錄,也是理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這種對地景的理解方式也開啟了地理學上的柏克萊學派(Berkeley School)。
從他處的時代背景來看,紹爾的學術計畫乃是一種對於隱藏在西方普世性、現代化進程之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質疑(Mitchell, 2000: 24)。紹爾的理論對手乃是當時流行的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該理論認為文化差異乃是被自然環境所決定的,而西歐由於擁有創造文明與文化最佳的地理條件,因此產生了最先進的文明。結果,環境決定論就成為西歐殖民、教化其他地區社會的學理基礎。相對地,紹爾的提法否定自然環境對文化形成那種命定的關係,他認為並非自然環境決定文化,而是文化運用、改變了自然環境,使之成為文化地景。因此,文化地景乃是處於一個動態的過程,只要有人類活動的地方,都會有文化地景的產生,是一種不斷的新舊文化交替演繹的結果。文化擁有自主的地位,地景代表的是共享某種文化的人群或社會對自然環境的經營所產出之結果。用一個公式化的方式來表達:文化是原動力,自然環境是媒介,文化地景是結果。正因如此,每個地方的文化習俗與社會制度都有自己的形成路徑,文明並沒有高下之別,只是有待我們從文化地景的角度去理解。在學院之外,地景研究者傑克森一系列對美國地景的分析也呼應了紹爾文化地景的論述。不過相較於紹爾,他強調地景研究除了傳統農村之外,應關注當代混亂的地景,因此傑克森經常在作品中論及這些日常生活中的㝷常地景,像是道路、工廠、高樓建築、農田、城鎮、墓地、高速公路及商店街等內容。除此之外,如果說紹爾將地景視為文化所驅動的結果,傑克森更強調的是地景形式如何在文化層面支持了社會的運作,例如,他認為鐵路及公路創造了社會生活的高效率與便利,並引導著人口流動與生活節奏(Davis 2003)。
紹爾所領導的柏克來學派雖然為地景研究開創出新局,但是它本身也有一些重大的限制。其一是它缺乏對資本主義運作對地景影響的認識,其二是它只偏重對文化作用的結果(也就是物質性的地景),但是卻對文化本身的形成與運作缺乏理論性探究,尤其是它對文化形成過程中的衝突以及權力運作往往視而不見(Mitchell, 2000: 29-34)。就第一個限制而言,1980年代以後,政治經濟學取向的學者針對資本主義與地景的關係提出了補充,認為地景既然是人類活動與信念的物質性記錄,因此對地景的解讀乃是了解資本主義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Henderson,2003:189)。例如哈維(David Harvey 2007)就指出在資本主義城市中,地景的解讀揭露了城市空間乃是資本積累的場地。由於資本不斷移轉於工業投資與房地產投資之間,循環地營造或重建,結果就在地景中形成了一種「創造性的破壞」。 而朱金(Zukin 1991: 22)更宣稱地景是當代社會關係的縮影:
地景的結構性規則就某一個層面而言,是資本主義的一般性規則。就另一個層面而言,它們是將生產由一處轉移至另一處的市場決策。然而,就第三個層面而言,它們是勞工與僱主、開發商與消費者、企業家與創意員工之間在特定地方所達成的明確妥協。
換句話說,地景的變遷其實正呈顯出資本運作的模式。
針對第二點限制,受到英國文化研究影響的新文化地理學則在1990年代發展出另一支知識論的取徑。如果政治經學派強調的是地景呈現了資本的運作,新文化地理學派則指出,事實上是資本通過地景的運作,遮掩了資本主系體系剝削的現實(Henderson,2003:192)。例如克斯葛羅夫(Daniel Cosgrove 1998)指出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土地不再是人賴以為生的場域,而成為一種可以被擁有、被管理與被觀看的資產,而風景畫這種特定的繪畫類型,正是資產階級藉操弄觀看土地之道來掩飾農民勞動過程的一個產物。米契爾(W. J. T. Mitchell)則更以馬克思式的口吻斷言,「地景不是一種藝術類型,而是一個媒介⋯⋯正如貨幣一般,地景是一種隱蔽其價值基礎的社會象形文字。它的作法是自然化其常規以及常規化其本質」(Mitchell 1994: 5)。另一方面,鄧肯(James Duncan 1990)則指出,文化是一種讓社會秩序不間斷的運作系統。在此系統中,社會所形塑的意識型態或是論述,透過人們不斷的溝通、再生產、與持續的經驗,讓整個系統可以不斷的運作,所有的可見人造物都是「被具體化的意識形態」。因此,地景自然化了社會組織的方式,地景不但是地景設計者運用語言與知識框架所書寫出來具有教誨意義的可見載體,同時也讓意識形態融入在地景中,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的一部分,進而生產了自身的行為。
質言之,地景的主要功能就是為了控制社會意義的流通,以控制社會關係、維繫權力的運作(Mitchell,2000)。但另一方面,正如傅柯(Mitchel Foucault)所言,「何處有壓迫,何處就有抵抗,但是,或者正因如此,這種抵抗從未處在於權力關係之外(Foucault 1978, 95)。」這也就是說,地景雖然是控制社會意義的工具,但它也未嘗不是被支配者打破意義控制、反抗權力支配的媒介,如此一來,地景就成了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一個重要場域。所請文化政治,意指當支配者或被支配者運用各種戰術或戰略來表達其各自的對世界的價值觀。如果地景表現了支配者的價值觀,被支配者也有機會、有能力藉由文化政治運動來揭露地景的意識形態。不過,正如米契爾提醒我們的,要從事這種文化政治,除了分析地景文本如何運作之外,我們也要了解物質地景是在什麼過程中被生產出來,以及它在調節與自然化既存(不平等)社會關係的功能,「如果地景是文本,那正是因為(或儘管)它的物質性——它作為喬木、灌木、磚塊、砂漿、油彩、畫布以及書頁的存在(Mitchell 2000: 144)。」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從柏克萊學派、政治經學派、以至於新文化地理學,文化地景研究始絡脫離不開政治、離不開社會權力的運作、離不開平等與正義的理念。在上述地景理論的脈絡下,分析地景的任務就是要檢驗物質環境背後的觀念、它藉由什麼方式被再現、以及誰在利用這種再現。最後,我認為分析地景的目的更得要進一步連結到抵抗的戰術與戰略。一方面,誠如朱金(Zukin 1991: 16)所言,當權者創造的權力地景(landscapes of power)有能力將自身的觀點強加於地景,削弱常民的觀點;但是另一方面,長期生活在各地方的人民卻也開始在地景中尋找意義,以形成抵抗的動員。而建築史家黑登(Dolores Hayden 1997: 43)也說:「民眾的都市地景經驗乃是和地方感以及空間政治交織在一起。倘若民眾在物質、社會、想像等方面都對地方產生依附,那我們必須拓展都市地景中的公共史。」這種對地方的依附與認同形成了黑登所謂地方的力量(power of place),成為受支配者用以對抗支配的一種手段。在這裡,文化地景與文化政治連結上了都市運動。
2023年7月9日 星期日
江蘇理工學院藝術設計學院記行
七月一日,飛機在上海浦東機場降落。在經過了三年疫情的隔離後,我再度來到大陸來進行學術交流。這次是應江蘇理工學院藝術設計學院邀約,來進行八天的講學與交流。在過去幾年間,差不每一、兩年就有機會到大陸的高校來訪問,其中好個機會都是拜在台陸生的引介,包括北京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廈門大學、福州工程學院、以及哈爾濱工業大學等,此外也參加過幾次不在校內的工作營,包括在唐山、河南姜庄、福州閩安等地。
江蘇理工學院位於常州,其位置大約在上海和南京的中間,是一個「存在感」很低的地方,連在台陸生都不曉得它的具體地理位置在哪裡。不過這裡其實出了不少名人,包括我們在台灣較熟悉的趙元任、吳稚暉、瞿秋白、陸小曼、周璇等人物,據說蘇東坡也是在這裡結束了他顛沛流離的一生。江蘇理工學院並非211,985等大陸的一線大學(相當於我們台灣頂尖大學),但是能來這裡了解一下大陸二線大學的情況總是一件有趣的事,更何況我們輔大也不是台灣的頂大。「有教無類因才施」的匾額還掛在我研究室的牆上呢。
這次邀請我來的是藝術學院的邰杰院長,他曾經在2018年來輔大藝術學院訪問,當時曾有一面之緣,據他說他對台灣的印象非常好。這回他找我來,主要是針對他們的環境藝術系學生舉辦了一個「景觀設計前沿專題研究營」,希望我能以校外專家的身份來進行教學。但他給我的任務還不輕,總共八天的課程,上午演講,下午則是設計工作坊,報名的學生大約30人,主要是以大一升大二以及大二升大三的學生為主。我住的旅館是學校經營的,在校園最北端;但從旅館走到教室大約要20分鐘,每天上午9:00上兩小時課,中午回旅館吃飯、睡午覺(是的,他們都睡午覺),下午3:00到5:00再去看學生工作的狀況,然後回來吃晚飯,晚飯後洗完澡,開始準備次日上午的演講課。這樣我一天也走了80分鐘的路了。學校四面都被超大馬路包圍,所以也只能在諾大的園走來走去,這不禁讓我有似曾相似的感覺,原來當年服役時在步兵學校受訓時的生活也差不多是這樣。規律的生活,正常的三餐,再加上午睡,真的就是過著當兵的日子了。
我為上午講座所準備的內容是我自己正在修改的一本專書的草稿,書名暫訂為「市民之眼」,主要探討的是新莊在過去十年來地景的變化,以及因為地景變化所引發的社會運動。這是我第一次用連續一個星期的時間,完整地把書中的內容講述一次。不過我也知道這樣的內容是有風險的:首先,我的研究在台灣的環境設計界本來就很偏門,我書中談的內容在系上連研究生都不見得有興趣,更何況是這裡環境藝術系的本科生。第二,我談地景的政治,談社會運動,也不知道在大陸會不會太敏感。因為這兩個原因,我在準備每天的簡報檔時,都得費盡心思,一方面設法讓我的主題能和他們的學習經驗相連結,二方面又得謹慎用詞,避免觸碰到太禁忌的話題。因此,每天晚上都得花大量的腦力、大量的時間來備課,感覺比在學校上課還要累。
下午的設計工作坊,我出的題目是「共居房屋」,我讓他們五人為一組,在一個100平方米的基地上幫自己設計一個共享的房子。這個作業的操作方法,我剛好上個學期在室內設計學程的「設計思考」課程上用過,所以還算駕輕就熟。設計流程大致是這樣:每個人先寫一個自己的生活劇本,並從劇本中推論出自己所需的活動與空間品質。接著,五個人要檢查一下,有哪些活動是衝突的,並提出解決衝突的方案;而有哪些活動是可以一起進行的,那就要以這些活動提出共享空間的方案。最後,依據上述分析,導引出空間關係,並具體設計一個包括室內外的小住宅。
邰院長一直跟我抱怨學生不認真,但在我看來已經比我們系上的學生好多了。現在其實已經暑假了,大家都回家後他們還肯留下來參加營隊,本身就很有學習精神了。在演講課上,雖然也沒有同學提問(可能講太難了),但是絕大部份學生仍認真聽講做筆記,滑手機的學生不多。而設計課小組討論也很熱烈,反應也蠻快的,當然陪同上課的蔣霄老師在設計指導上幫了不少忙。不然有一些非常基礎的設計概念,我也講不清楚,因為太久沒上那些東西了。學生最後的成果,其實頗令人滿意。有同學表示,這次的研習營,有很大的收獲,還有同學說對於設計與社會的關係有了重新理解。聽到這樣的回應,我想我也不虛此行了。
很累人的八天,但是有機會第一次把自己的研究完整地講授一次,也讓我更清楚接下來要如何把這份草稿整理得更完善。希望能在未來一年內,藉由專書的出版,把這本我對地景的觀點作一個完整的表達。接著,就要邁向下一個階段,展開新的議題研究了。是什麼議題呢?我們改天再談囉。
2023年3月21日 星期二
地景實作與都市想像之重塑:中港大排個案研究
索雅認為空間乃是權力佈署與運作不可或缺的場所。當權者往往利用生產與再生產差異,創造並延續了社會與空間的區隔,以維繫他們的權力。傳統地理學的空間知識論若不是過於執著於科學方法可以客觀精確度量的空間,就是只聚焦在人類心靈中對空間的主觀認知或構思;但是這兩種模式都在理解空間與權力的關係上都力有未迨。索雅因此提出了第三空間知識論,在結合了前兩種模式之餘,又添加了主體能動性其開放其他的可能性,他稱之為「真實且想像」的空間,被支配者就能夠在「真實且想像」的空間中,擾亂支配者製造的差異、拋棄支配者所界定的主體,並重新定位自己,開拓更多的進步政治運動可能性。就地景的分析而言,第三空間知識論可以連結上英戈爾德(Ingold 2000)寓居視角的概念,這個概念強調我們必須以實作與操演的角度來理解地景。英戈爾德主張,地景就是寓居,因為我們不是從外部觀看地景,而是身處其中環視我們的世界,用自己的想像力塑造出有關地景的概念。
寓居視角在知識論上破除了地景「觀看之道」論述中主體與客體、心靈與物質、文化與自然這些二元對立的假設,在生活的、「真實且想像」的空間中直面超真實,因為現實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實作操演出來的,因此具備了轉化真實與想像兼具的地方,改造我們生活空間的潛力。因此,要分析中港大排的地景,我們最好從寓居地景的角度出發,了解在地居民的生活實作,創造了什麼樣的地景現實。在本章的後半部,我以一個在地志工團體「新莊社大溼地服務隊」為對象,來探索這個課題。
分析的結果顯示,通過了五年多來的溼地公園維護、中港大排導覽、生態文史課程研習、以及與遊客和居民之互動,新莊溼地服務隊志工們乃是在寓居地景中進行關乎環境的身體實作與操演,賦予中港大排、乃至於新莊地景一種集體共享的意義。這種意義的生成來自於志工們將歷史、文化、常民記憶等整合其生活動態,鑲嵌並保存於日常生活的地理紋路中。環境裡緊緊依附的大排系統從灌溉良田的生活命脈到排解化淤的水利景觀廊道,在功能性與意義的移轉之間,猶能與在地記憶連結。此外,伴隨著這種意義生成,也逐漸開啟了一種空間意識,這意謂著志工隊員體悟到物質性的空間乃是權力與資源分派的一個重要場域,空間會造成社會的平等與否,也是正義或不正義的來源,因此民主機制運作勢必也要環繞著空間的議題。這種空間意識其後在昌平派出所的事件中清楚顯示出來,同時志工服務隊還能藉由這種理念串連與動員更多的市民,也願意一起連署發聲,最後成功阻擋水泥建築物占據公園綠地,讓派出所座落於更適合之處,其扼阻了市府新自由主義以房地產發展為主的空間計畫。這可以說是在擬像化超真實世界中的一場成功的都市運動。
中港大排的個案證明了寓居於地景中的居民,藉由日常生活的實作與操演,確實有機會重新打造進步的都市想像,並以之對抗超真實擬像地景後面操控與支配市民都市想像保守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德國思想家布洛赫(Ernst Bloch 1986)認為任何意識形態都包含了他所謂的烏托邦機遇(utopian moments),因為意識形態是兩面性的:它一方面包含了錯誤、迷思、以及操縱與支配的技術,但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殘存的烏托邦,足以作為質疑、批判當下社會的工具;如果缺乏了後者,意識形態也不可能運作。而主要是這個場所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中產階級可以暫時脫離日常單調的生活,中港大排包含了這樣一個烏托邦機遇,在單調、機械化、商品化的日常生活空間中保留了人們對於都市公共生活的熱望,投射了個更美好生活空間的願景。社大溼地服務隊看到這個願景,並且善用了這個烏托邦機遇,形成了批判的空間意識。而這一切,正是在中港大排這個「真實且想像」空間中的實作與操演下所達成的。
(本文發表於韌/任性:2023年文化研究年會暨研討會,與曹櫻瓋合著)
2022年8月15日 星期一
都市化與新莊地景變遷
摘要
研究結果發現,新莊地景的變遷和三種不同主導性都市化過程有關,包括農業都市化時期(1720-1950)、工業都市化時期(1950-1990)以及拼裝都市化時期(1990-2020)。在農業都市化時期的前期,由於對中國大陸米穀出口,在新莊產生了北台灣第一條商業市街,而在後期則由於農業改良以及對日本的米穀出口維持了新莊市街的活力以及大部份的農業地景。在工業都市化時期前期,由於擔任了國際加工基地的角色,新莊由於工廠的興建以及城鄉移民的湧入,使得地景產生了重大的變化,同時因為缺乏實際的規劃而呈現失序的狀態。到了拼裝都市化時期,在發展型新自由主義邏輯的影響下,地產資本主導了地景的發展,隨著兩條捷運線的興建,出現了「後工業」的工業區以及各式主題式集合住宅,但是同時也留下了頑強抗拒遷移的大量農地工廠。總之,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新莊的地景由於外在政治經濟的影響而變化,帶來了各式人口與地景樣態,在堆疊與塗抹的過程中形成了今日複雜多元的地景形式以及都市經驗。在這三個階段中,本文分別解釋了地景物質形式在特定時期所具有的象徵意義;此外,本文也從居民訪談或者地方文學的文本中,嘗試理解居民如何詮釋新莊地景的意義。
最後,期待經由本文對新莊地景變遷的研究,能夠讓都市規劃、景觀建築以及人文地理學等領域的研究者更深入理解我們平日生活其中、視而不見的日常地景,在都市發展與社會治政經濟運作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發表於2022國土規劃論壇,若需全文,可向版主索取)
2022年5月5日 星期四
文化治理及其不滿:新莊街之都市運動
摘要
關鍵詞:都市治理、新自由主義、城市權、空間意識、文化資產
(本文刊於《文化研究》第34期,共同作者為張耕蓉)
2021年8月31日 星期二
台灣屋脊輕旅行(之三)
今天特地來拜訪傳說中的錫安山。錫安山是新約教派的聖地,但是這個教派的爭議性很大,即便在基督教的世界中,一般教徒也對他們的行事風格頗有意見。我對錫安山感到有興趣,一方面是早在解嚴前,他們就和當時的國民政府產生很大的扞格,政府甚至發動了好幾次的專案行動,要把他們從山上趕下來。不過這些信徒抵死不從,在解嚴之後,政府也就不再對他們進行干涉了。但是另一個好奇的部份,則是在錫安的社區實施嚴格的公有制度,號稱是一個小小的共產社會,形成了所謂「國中之國」。但是根據我粗淺的了解,其實根據新約的原始教義,確實是主張共產主義的,因此也吸引了我來看看這個小共產社會到底經營得如何。
原本是想從前一晚住的羅納部落,翻過玉山和阿里山,經過一條產業道路接到那馬夏,再到錫安山的,但是因為幾個星期前山區大雨,造成山區許多路段都不通,在資訊不充分之下,決定繞道山下經過三號高速公路再轉進高雄甲仙進到錫安山。轉進錫安山的道路,先看到是兩個天使守護的大門,再開車約十分鐘就到達了社區的中心。
如果它不是錫安山的話,其實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山中的渡假小村,環境非常優美。其實就宗教地來說,我也覺得這和參訪法鼓山時的感覺也相當類似。我們先到了服務中心,接待的阿姨很熱心地簡短介紹哪些地方是可以開放參觀的,但是仍不忘告訴我們他們的先知是怎麼找到這地方的,以及當年蔣家政權是如何迫害他們的。她建議我們走路到山上的聖堂,而且還建議我們打赤腳在聖堂前的草地走走,說是可以感覺到草地上在放電,有益身體健康。
我們父子兩個興緻勃勃地參觀了他們的歷史文物館,其中果然陳列了許多當年和政府抗爭的看板,而且到處都是陳述教義的標語,以及先知帶著他們開墾荒山的照片。在往聖堂的路上,有一處陳列了他們當年到總統府前面抗爭的吉普車以及巴士,而當年在抗爭時路上用來阻擋車輛的帶刺鐵鏈也被留了下來,作為展示的一部份。兒子一向對於老汽車特別感興趣,在這個陳列處所佇足了許久,東摸摸西摸摸。
我則思考著,在戒嚴時代政府並未迫害其他宗教,為何獨獨對於新約教派特別有意見。我的猜測是,主要不在於他們的宗教教義,而在於他們形成了一個共產主義的公社,這當然不見容於堅決反共、要肅清一切左派思想的當局,更況共產主義竟然在所謂「民主基地」的台灣就地實踐。更有可能的是,當局可能還會覺得這是中共對台灣的滲透,也無怪乎欲除之而後快了。其實事後看來,他們應該和中共沒有什麼關係,即使是中共也容不下他們吧。錫安山真正的挑戰拒絕世俗「國家」的控制,因此不管是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大概都受不了這樣的準無政府團體。我說是「準」無政府團體,是因為在我看來,在他們內部並不真的是實踐無政府的理念,因為在治理上,他們還是服從了一個權威,也就是先知。此外,雖然在社區內部是完全地以互助為原則,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開放的空間,也沒有和其他社區溝通結盟的可能,所以構不上是無政府主義的社群定義。
我們到了聖堂,非常漂亮的一個空間,除了草地上的略顯排外的標語讓人有點不適。我在聖堂中東張西望的時候,忽然從講壇下冒出了另一個阿姨,又把服務中心阿姨的故事講了一便,不過更好玩的是她告訴我:「你看,上之八八風災,山上的那瑪夏以及山下的小林村都受到重創,只有錫安山什麼事都沒有,表示上帝賜給我們的真的是一個福地。還有啊,這次疫情為什麼台灣在前一年都沒有事?就是因為有我們錫安山在保護台灣啊!」我聽了只能唯唯稱諾,兒子則是在旁邊翻白眼,還好沒有被虔誠的阿姨看到。當我們在漂亮的草地上走時,兒子忽然帶著促狹的眼光告訴我:「草地上真的有電耶!」我懷疑地看著他,他才說笑著說:「草地上好多蚱蜢,一直跳到我腳上,感覺真得很像放電。」喔,神秘的浪漫被啟蒙主義化解於無形了,可惜!
離開錫安山時,兒子問我,共產主義好嗎?我回說:「其實原始社會大部份是共產社會,因為也沒有什麼剩餘財貨,等到有了剩餘,就產生了剝削與階級。」我也不曉得他有沒有聽懂。後來我又說:「其實共產主義這個字翻譯得不好,如果翻成共享主義是不是聽起來好很多?」沒想到他回說:「不是啦,共產主義很好,只是被污名化了。」嗯!孺子可教也。
邁向地景民主?
瑞典地理學家肯尼斯.歐爾威格(Kenneth Olwig 2002)從歷史的考證指出,地景(landshaft)在文藝復興時代以前的北歐地區,指涉的是人民自治的政治社群,以及該社群自我管理的習慣法,也就是當地習俗所形成的法律規則,「地景是棲居實踐的表現,正是通過棲居實踐在地方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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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謂文化地景 自從1992年的世界遺產公約(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中正試認定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是屬於文化資產的一類,並列為保護的對象後,文化地景近年來在台灣逐漸成為都市規劃、建築、景觀建築及人文地理學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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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從社會科學的研究過程談起。研究過程一言以蔽之大約就是胡適的那句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更進一步來說,「大膽假設」指的是研究過程中「發現的脈絡」(context of discovery),研究問題的指認出、研究假說的提出、檢驗假說的程序都是在這個脈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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