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的場域

我記得米蘭昆德拉的一本小說當中(大概是"緩慢"吧)提到，有一位教授，他有一群圍繞著在身邊的研究生及仰慕者，他也很愛他們面前高談闊論，並滿足於在這個小小的對話場域中活動。我想，這也許是因為有聽眾願意聆聽你的想法，有一個而且你知道他們是誰，你們之間形成一個社群，而這會讓你覺得你說話是有溝通上意義的。這個故事連結上我生活的現實，其實牽涉到我要在哪個場域中、以什麼文體、用什麼語言來表達我的想法。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偶爾會投稿報紙的談壇，針對時事從我專業的立場提出看法。但是後來有幾次我投了稿，但發現沒被採用，而刊登出來的反而多是一些讓我覺得沒什麼洞見的東西，後來我也懶得再寫了，因為這個對話的場域的性質已經改變，我也不再去看報紙的論壇了。

和這有關的另一個問題則是我的研究成果到底要以英文或中文發表。剛畢業的時候，我很想能把我的博士論文改寫，出一本英文的書。然而回台教了一陣子的書以後，我發現很難做到。有幾個原因：首先，在美國的時候，讀的書，上的課都在英語世界的場域中；相對地回台以後，為了遷就學生的英文程度，只好大量使用中文的教材，這個狀況讓我逐漸和英語世界疏遠。第二，我常常在掙札到底要將研究成果發表英文期刊或中文期刊，這是很不樣的事。用英語發表，讀者群可能是全世界相關領域的研究者；用中文發表，讀者群則會以台灣(或大陸)的研究者為主。此外，我所預期的影響力也不同，在英文世界發表以台灣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可能會被湮没在數以萬計的"國際經驗"文獻中，而且你也不知道到底誰會看這個東西；而用中文發表，或許至少在某個你參與其中的圈子內能得到迴響或產生更大的影響。

這也就是我講的"對話的場域"。回台任教這七年來，因為種種原因，英語世界逐漸不再是我對話的場域，而中文的世界反而變成我的對話場域。結果我的博士論文並沒有如我當初所願以英文出版，而是辛苦地翻成中文，再配台灣當前時勢稍做修正。因為在這個階段，我的對話場域主要仍是中文的學術界。

或許時機成熟時，當我能再一次和英語學術界有較密切的往來時，那我可能會再一度執筆用英文寫作。不過這表示我得常常出國參加各種會議，認識國外的學者，邀請國外重要學者來台，形成對話的圈子，但是這種生活方式對目前的我較不適宜。

所以很多教育部要求學者要在SSCI期刊發表文章，而有些學校更把英文作品在國外期刊發表作為博士生畢業修件，我真不知道意義何在(當然，理工科或外文系的不在我討論的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