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正義》譯者前言

（本書為Edward Soja所著，由我和二位研究生合作翻譯，前言由我負責撰寫）

正義是什麼？如何才符合正義的原則？這乃是在哲學、法學、甚至神學上千古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然而，即使很少人能把這個概念說個明白，正義卻也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不斷追求的一個觀念與理想。遠的不說，在近年來與我們切身相關的種種公共政策的議題上，正義這個用語就反覆不斷地出現在公共論述上，信手拈來的例子就包括了社會正義、經濟正義、環境正義、居住正義、世代正義、工作正義、土地正義、乃至於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轉型正義等。姑且不論這些政治或運動標語實際的內涵與指涉為何，但社會大眾對於所謂正義的渴求與呼喚，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這幾年間，隨著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正義：一場思辯之旅》(2011)譯作的引介，以及桑德爾本人數度來台的訪問，正義的概念與原則，也逐漸在台灣受到一定程度的關心與討論。不過這裡要先說明一下，我們這裡所談的正義並非罪刑學上的應報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而是關乎社會資源的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桑德爾是社群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對當代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分配正義觀念提出了批判，後者知名主張是，當個人處在一個假想的「無知之幕」之後，因為無從考慮自己現實的身份地位或命運，因此對於社會運作原則會訂定某種「契約」，使不幸的人遭受不幸的程度降到最低，而這便符合了正義的理想。桑德爾對於羅爾斯的主要不滿在於，個人的存在並非如羅爾斯所設想那樣，像是互不相干的獨立原子，相反地，個人的存在是由社群所界定的，同一社群內的人互相負有責任與義務，正義的原則必須建立在社群成員對於道德與共善的思辯之上。

其實還有另外一位在台灣知名度未若桑德爾這麼高（可能因為不是哈佛的大教授）的政治哲學家艾莉斯．瑪利安．楊(Iris Marion Young)，她從更根本的立場對羅爾斯的正義原則提出判判。她在頗具影響力的《正義與差異政治》（2017，英文原著出版於1990）一書中，同意社群主義者對於自由主義的批判，但是認為社群主義的理想容易產生對內壓抑差異、對外排斥異己的後果，結果反而不利正義社會的形成。此外，她也批評羅爾斯的分配正義模型，認為正義的重點不在社會資源的靜態分配，而是產生不平等與不正義的動態過程，而這些過程強必須放在更具體的地理、歷史、與制度脈絡中來分析。楊的理論在此我無法討論得更多，但是重點是，她對正義的理論取向，讓我們更關心不公不義的各種結果，到底是什麼樣的過程所造成，因為這密切關係了我們可以採用什麼行動與什麼策略，去改變這些不公義的結果。這，正是愛德華．索雅(Edward W. Soja)寫作這本《追尋空間正義》背後最重要的動機之一。

索雅可說是人文地理學界以及都市研究領域國際知名的重要理論家之一，他曾於二〇一五年獲得有地理學諾貝爾奬之稱的瓦琴魯得地理學國際大奬(Vautrin-Lud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Geography)。我有幸於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一年間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都市規劃系求學時親炙其門下，當時他擔任博士班導師，同時也是我的博士論文口試委員之一。索雅早期從事非洲的區域研究，但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他開始將研究重心轉移至都市理論的發展，並且以洛杉磯作為印證他理論的基地。從一九八九開始，他陸續出版了他的「後現代三部曲」，包括了《後現代地理：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1989)、《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1996)、《後大都會：城市與區域的批判研究》(2000)，而這三本巨著也分別有了繁體中文（《第三空間》，2004）以及簡體中文（《後現代地理》(2004)、《後大都會》(2006)，不過書名譯法與我稍有出入）的譯本。貫穿他這三本著作的中心思想信念，用極簡化的話來說，乃是試圖突破我們對於空間在本體論與知識論上固有的認識，並且用這個新的認識來說明現代化過程下發展出來的城市與區域（至少在先進工業國）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後，如何進入了一個解組與重構的過程，轉化成為一種新的地理局勢，形成了他所謂的後現代城市或者後大都會。

身為一位左翼的地理學者，索雅所發展出來的都市與區域觀點絕對不是學院中的時髦理論遊戲而已（僅管他的著作中確實少不了時髦術語），而是企圖從最抽象的本體論哲學出發，反省空間、時間、與社會的關係，開啟地理學研究的新途徑，並將之用來解釋十九世紀以來資本主義都市化的過程與後果。這些努力的目的，其實都是想要更深刻地了解世界，讓世界變更好，想回答的是列寧在一九〇二年著名的提問：「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不過，由於這樣的學術方案，勢必涉及當代西方的諸多理論，包括政治經濟學、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也必須跨足地理學、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不同學門，再加上著作中具體案例也多以美國或西歐為背景，因此索雅的中譯著作對於台灣一般的讀者來說，多少會造成一種敬而遠之的效果（其實我懷疑英文的讀者也差不多）。

不過《追尋空間正義》這本書和他以往的著作有很大的區別。首先，我認為這是索雅蓄意寫的一本地理學的「科普」小書，想要讓非學院的讀者能更接近他的思想。從全書的篇幅來看，相較他過去的三部曲，本書確實是一本小書。而從文章的體例與格式來看，本書也和尋常的學術著作相當不同。讀者會發現，在正文之中幾乎沒有出現什麼容易干擾閱讀的文獻出處或注記，而是代之以一篇相當龐大的附注在書末，讓有興趣深入的讀者自行參閱。至於本書的內容和敘事的方式也和正規學術著作大相徑庭，全書的破題從一個都市社會運動的描述開始，而書中除了第三章以外，幾乎沒有談到什麼理論，只有具體的個案分析。不過，儘管本書是以非學院讀者為主要對象，其論證依然相當嚴謹，而且他過去所建立的理論仍然貫穿全書，只是以更精鍊、簡白、可親的方式呈現。

其次，這本書很直接地針對都市社會運動的策略及方案進行分析與倡議。索雅在書中就明言，他寫這本書的目的主要是要和從事實踐工作的社會行動家（social activists，在台灣通常被稱為社運人士）進行對話。他過去的作品總是通過豐富而厚重的理論來解析都市與區域問題，這個作法固然生產出許多創新的洞見，但是不免給讀者留下了一個「然後呢？」這樣的問題。但是，正如他在本書中第五章中所坦言，UCLA活躍的都市規劃系學生要求他必須將理論投入實際的社會與空間實踐，因此本書可以說是他的回應，是他對都市變革所提出的處方，是他結合批判理論與規範理論的一個嘗試。事實上，「正義」就是一個規範性的問題，它不只是個「是什麼」的問題，而更是「應該做什麼」的問題。在索雅前一部著作《後大都會》的後記中，「空間正義」這個概念第一次出現在他的著作中。經過十年的的摸索與思考後，他將這個概念發展成本書，並且具體以洛杉磯的都市社會運動發展來說明正義如何可能實現。這本書也說明了索雅的政治立場：唯有草根民主運動才有改變城市社會的可能，但是這些運動必須立基於對於全球化脈絡下空間發展邏輯的高度覺知。

拉開本書「序幕」的，是一九九六年洛杉磯法院判決的公車族聯盟決議案。這個故事讓我們知道，洛杉磯的社運團體，如何迫使市政府將原本用來興建地鐵的龐大經費，轉移至公車服務系統的改善；因為仰賴公共運輸的窮忙族需要的是具有安全、彈性、遍佈全市的公車路網，而非少數穿越富人社區的地鐵路線。這個案例點出了本書所要討論的幾個主題，包括：空間的不平等如何暗藏在都市規劃的實務之中；這些不平等如何與種族、階級、性別高度相關；空間思維對於社會運動策略形成的重要性；不同目標的社會運動如何在空間不義的議題上進行結盟、擴大反支配的力量。這個故事會讓我們聯想到近年台灣前瞻建設計畫中輕軌建設的爭議，這個爭議背後其實就是一個空間正義的問題，只可惜我們把決策給完全留給代議政治，缺少了草根運動組織動員所形成的直接民主。

緊接序幕之後的是一個簡短的導言。除了對之後六個篇章的預覽之外，導言中最重要的是說明空間正義這個核心概念。索雅主張，正義或不義的實現，必然包含了一個空間向度，必然有一種空間因素。空間不只是歷史或社會事件的場景而已，空間就是事件產生的原因或必要條件之一。正因如此，社會正義這個概念必須被拓展與重構，把空間要素置入其中，讓追求正義的政治或社會運動能清楚意識到因地理所產生的不平等，並且打破這些不平等。打破地理不平等可以為各種行動團體找到合作的平台；也就是說，團結起來的不只是全世界的勞工，也包括了在地的社區與各種新社會運動。

第一章分為三部份。第一段簡要地回顧了空間理論從二十世紀末以來的發展，並且如何為各個學門誤用。這部份在《後現代地理》一書中有非常深入的探討，這裡可以說是為讀者幫他過去的研究做了一個簡明、「白話文」式的摘述。第二部份則說明了正義作為政治目標，為何在當前的世界廣為採納，成為各種行動主義的背後驅力。在此他也強調了社會運動超越單一軸向（例如階級、種族、或性別），相互結盟的重要性。熟悉《第三空間》的讀者在這裡應該回憶起他在該書中更周延的論證，不過在這裡，新添加的元素包括了正義作為運動結盟的平台，以及將傳統上認為是互斥的社區運動與勞工運動結的可能性。最後，索雅說明了選擇洛杉磯作為經驗分析的理由。

就我個人閱讀感受而言，第二章是本書最精采的一章，如果讀者願意的話，其實也可以從這章開始閱讀。本章藉由種種的例證，來告訴我們各種社會的不義，如何通過空間的手段來完成。他把這些不義的產生分為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以及區域的不均等發展等三類。由上而下指的是體制上的空間安排，實例包括巴黎的勞工社區、歐洲中心東方主義的「想像地理」、美國的選區劃分、南非的種族隔離、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佔領區、門控社區、以及公共空間的私有化。由下而上所討論的則是因區位競爭、文化觀念等非制度性因素所產生的不義地理，具體例證包括資本主義都市化的都市形態、法律上的空間歧視、環境正義、以及抵抗地理的形成。區域不均等發展則明白揭示了在不同的地理規模或尺度上，不義的產生，以及對抗這些不義的努力。最後，他對新自由主義都市政治下的城市競爭提出了強烈的批判。

有人認為所謂左翼或者基進，就是從最根本之處，一探世界究竟的精神，索雅在第三章的理論建構中充分展現了這種精神。在此，他先說明了知識的不同形式，包括本體論、知識論、理論、經驗研究、以及實務應用。對索雅而言，這五者之間的一致性非常重要，因此他首先在本體論方面先反省了空間、時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由此推演出空間生產對於正義的重要性。接著，在理論的層面上，他指出了正義觀念的都市起源，同時也簡短地繞道羅爾斯與楊，並進入到上個世紀末關於空間與正義之間的先驅作品。接下來，他用較長的篇幅分別探討了知名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正義理論、以及另一位知名社會哲學家昂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城市權概念。這一章很詳盡地探討了本書核心概念空間正義的理論基礎，不過對一般讀者來說，可能有一定程度的陌生感與困難度。對於理論不熟悉的讀者或許可以先跳過這章，最後再反過頭來咀嚼也無所謂。

第四章是以洛杉磯為案例，說明新空間意識與思維的形成，如何讓以生產領域鬥爭為主軸的勞工運動，以及以再生產領域為主軸的都市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並形成爭取正義的強大力量。在這裡，索雅呈現的是一個和好萊塢電影場景完全不同的洛杉磯：佔了人口百分之四十的窮忙族，必須從事兩份或更多的工作來維持家計（所謂「斜槓人生」！）；製造業外移後留下的大片頹敗社區，對比光鮮亮麗、四散林立的商務帶；市中心看不見的「第三世界」，聚集著各種血汗工廠；一九六五年與一九九二年兩次因為種族與階級衝突引發的流血暴動。但是在這個看似絕望的場景中，索雅試圖用一些成功的社會運動來引領讀者窺見希望之所在。舉例而言，在反企業關廠的勞工運動失敗之後，運動團體認識到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有效的勞工運動必須針對無法任意流動的雇主發動，例如地方政府、觀光業、或者其他難以脫離在地脈絡的企業。此外，他們也認識到，就業機會、就業條件、薪資等問題，其實也和地方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勞工和社區開始形成了新的同盟關係。

第五章索雅以半自傳的方式，回顧了UCLA都市規劃學程的創立與發展，以及這個學程最主要的特色：將知識與行動連結。學程第一任主任約翰．傅利曼(John Friedmann)曾寫了一本規劃理論的經典著作，《公眾領域的規劃：從知識到行動》(1987)，書中主張規劃行動未必只能由國家機構引領。相反地，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甚至革命行動，也是規劃的一種樣式。這說明了該學程獨特的精神，也是當初我選擇這個學程就讀最主要的原因。可惜的是，根據索雅的說法，在我一九九六年就學時，這個學程經過院系調整之後，不若過往有那麼充裕的資源可以和社區進行更有活力的連結。不過根據我自身的經驗，身邊博士班的同學大部份都是身經百戰的社會行動家，而系上大部份的老師基本上不是左派也是偏左的自由派。系上絕少有主流都市規劃科系那以計量分析或地理資訊為主的課程，反而都是在探討階級、種族、性別、文化等議題。全系師生堅持正義的知識立場可說仍然非常清楚。

最後一章，索雅在補充了幾個二十一世紀之後的正義運動之後，以二〇〇八年全球經濟危機的觀察作為全書總結。在此，他再一次強調空間正義和城市權兩個概念的重要性，因為它們可能是在當下這個分崩離析卻又極度不平等的世界中，召喚不同運動主體抵抗與結盟最有效的理念之一。

起心動念翻譯這本書，有社會性的因素，也有個人的因素，不過這兩個因素也並非完全徹底二分。我從二〇〇三年開始任教以來，除了教學研究之外，行有餘力之際也斷斷續續參與了一些都市社會運動，遠的像是樂生院保存運動，近的像是塭仔圳反迫遷運動。另一方面，在這幾年間，因為工業發展、都市開發、都市更新、古蹟保存、環境保育、住宅需求、社區營造、公共建設、觀光發展而引發的反對運動或是政策倡議可說是層出不窮，在此也不需多加列舉。此外，社會貧富兩極化的現象也在近年來越演越烈，而這也開始反映在城市空間上所謂的蛋黃區、蛋白區、甚至是蛋殼區的分劃上。上述的個人經驗以及社會觀察，讓我不斷思考以下問題：正義的都市政策到底如何界定？誰享有特權，誰的權利被剝奪？空間資源的分配如何更民主？如何改變台灣都市規劃專業教育，使更多專業者從政府或企業顧問位置，轉而與受不義對待的民眾站在一起？

在二〇一二年，我得知索雅出版了這本書，立刻找來閱讀，讀完之後，覺得書中所談論的主題可能對我們在台灣本地的規劃實踐或社運實踐有一些參考價值，尤其這本書就像前文說的，是一本容易親近，為了和社會行動家溝通而寫的書。二〇一五年秋天，我向前來選修我課程的兩位優秀的輔大心理系研究生（他們同時也是社會行動家）王丹青及謝碩元提議共同翻譯本書。於是我們便以讀書會的形式，分頭翻譯，並每個月定期找其他朋友分享譯稿，共同討論，最後完成了這本書的翻譯。在初譯的過程，我自己負責序幕、導言、第三章、第五章，其他各章則由王丹青和謝碩元共同負責，而最後全書的校訂與修稿則是由我完成。我們原本計劃在翻譯完成之後，邀請索雅為中文版作序，甚至邀請他來台灣演講；然而不幸的是，在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索雅就因病告別人世，相當令人遺撼。

二〇一七年我邀請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安娜斯塔西亞・盧凱多西德羅斯（Anastasia Loukaitou-Sideris）來台訪問時，她告訴我索雅在其生前仍抱病完成了他最後一本著作《我的洛杉磯：從都市重構到區域都市化》(2014)，這尤其令我感嘆與欽佩他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以及他對生活了四十年的洛杉磯之熱情。這也讓我回想起他在課堂上種種精采的演講，以及對學生嚴格的要求。言猶在耳的話是他在我博士資格考時，用一貫幽默但慈詳的語氣對我說：「我們不是要對你施壓，而是要讓你擴展(We are not going to stress you, but to stretch you)。」而我確實從他課堂演講、私下指導、以及閱讀他的著作中，建立了我後來研究與行動的基本價值觀。藉由這本書的翻譯，我希望能對他表達個人的敬意與追思。

本書按原定計畫，本應於二〇一七年中出版，但是出於某些原因，原來的出版社終止了出版計畫。感謝董建宏教授的引介，以及開學文化出版社的支持，現在本書終於得以面世。我也要感謝原出版社編輯劉佳旻女士參與我們每次的討論，並提供了許多在翻譯上非常有益的建議。回想起來，和丹青、碩元、佳旻以及其他同學定期的分享與討論，對當時的我來說，還真是一段非常鼓舞與愉悅的時光。但是，我也體會到，雖然已盡了最大努力，這個譯本離「信、達、雅」的標準還有一大段距離。書中若有詞不達意、甚至誤讀原文的地方，還望各方先進不吝給予指正。我常告訴學生，外文作品的中譯本讀不懂，通常是譯者的問題，也許看看原文就懂了。希望同樣的問題，不要在本書中發生太多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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