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刪節部份後，刊登於聯合報2020年7月27日民意論壇）
多年以前，筆者曾經到某大學碩士在職班擔任論文口試委員。在口試結束後，該生的指導教授告訴我，他要求他的研究生在畢業時都必須寫一份切結書，表明如果其論文涉及抄襲事宜，一概由學生自行負責，與指導教授無關。當時我聽聞此事，又覺驚訝又覺好笑。驚訝的是，難道論文抄襲之風已經到如此猖狂的地步，乃至教授要以此手段來求自保？好笑的是，學生是否有抄襲之嫌，老師應該也大致看得出來；而且論文寫作不比課堂考試，師徒之間互動密切，彼此之間應該存在著相當的信任關係，何以這位教授竟會對自己的學生疑若神鬼？
曾幾何時，隨著不少學術主管或政治人物被指控論文抄襲，我們才驚覺這已經變成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更糟的是，這麼一來指導老師和學生之間也不再存在互信的默契。很多學校或院所，甚至購買了論文抄襲比對系統，學生在口試前必須將全文上傳，看看有多少百分比的內容是重複了別人的文字，而在一定百分比以下的論文，才得以取得口試資格。在過去，學生對論文的撰寫莫不戰戰競競，深恐寫不出有意義、有原創性的看法，沒有辦法通過指導老師以及口試委員嚴格審查把關，而所謂的「抄襲」，從來都不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但到了今天，學校卻得把所有的研究生都當成小偷來防範。
其實，身為少數承襲了西洋中世紀行會傳統的機構，大學之所以能夠在社會上受到一定程度的敬重，在知識的掌握上有一定程度的威信，最重要的是這個機構中活動的個人或團體，都具有高度自律的精神，這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研究倫理。研究倫理基礎就是誠信，特別是研究資料的呈現是否可靠，更是建立在研究人員誠信的基礎之上，否則後續的推演論證就完全失去了意義。一般說來，研究者之間採取相互信任的態度，但是一旦有造假或抄襲的事情發生，當事者往往就會遭到被驅逐出學界的命運。因為有這種高度自律的機制，因此大學系統才能擔保自身的信用。
就個人淺見，如今在台灣，大學最大的危機之一就是它在社會中的信用已幾近破產。君不見大學不相信自己的教學研究品質，反倒去尋求各種非學術機構來對自身進行種種的評鑑、排名、或認證。小至以商業資料索引系統來評斷學者的成就（例如SCI，SSCI），採用商業機構的考試來當成學生畢業的門檻（例如多益測驗），大至花錢請所謂國際組織來替院所進行品質擔保（例如工程類的IEET，或是商管類的AACSB等等）。大學原本依本身自律系統來贏得外在的信任與尊重，現在反倒要藉由外在他律的力量來監視自己。最後，所謂的學術自由與創新，也一併葬送在無止盡的評鑑與認證之中。
這個現象當然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的，而是過去二十年來高教自律機制不斷崩析的結果。更悲哀的是，當自律機制出現問題時，受到檢討的對象往往不是研究的領導者，而是他們手下的基層學術勞工。最明顯的例子莫如當年幾位教育部長、大學校長掛名的論文遭舉報抄襲或作假之時，他們本身得以全身而退，但是卻要求全校的助理、研究生要去接受研究倫理的課程認證。明明自己在研究倫理上有瑕疵，卻作賊的喊抓賊，反過頭來指責大家都不懂研究倫理。有這樣倒因為果的、顛倒是非的學術大老，再加上不敢吭聲的年輕學者或學子，上行下效、上下交相賊，難道學術界的自律機制還能不崩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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