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莊烏托邦論壇

（本文刪節部份後，刊登於聯合報2020年7月27日民意論壇） 多年以前，筆者曾經到某大學碩士在職班擔任論文口試委員。在口試結束後，該生的指導教授告訴我，他要求他的研究生在畢業時都必須寫一份切結書，表明如果其論文涉及抄襲事宜，一概由學生自行負責，與指導教授無關。當時我聽聞此事，又覺驚訝又覺好笑。驚訝的是，難道論文抄襲之風已經到如此猖狂的地步，乃至教授要以此手段來求自保？好笑的是，學生是否有抄襲之嫌，老師應該也大致看得出來； 而且論文寫作不比課堂考試，師徒之間互動密切 ，彼此之間應該存在著相當的信任關係，何以這位教授竟會對自己的學生疑若神鬼？ 曾幾何時，隨著不少學術主管或政治人物被指控論文抄襲，我們才驚覺這已經變成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更糟的是，這麼一來指導老師和學生之間也不再存在互信的默契。很多學校或院所，甚至購買了論文抄襲比對系統，學生在口試前必須將全文上傳，看看有多少百分比的內容是重複了別人的文字，而在一定百分比以下的論文，才得以取得口試資格。在過去，學生 對論文的撰寫莫不戰戰競競，深恐寫不出有意義、有原創性的看法，沒有辦法通過指導老師以及口試委員嚴格審查把關，而所謂的 「 抄襲」，從來都不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但到了今天，學校卻得把所有的研究生都當成小偷來防範。 其實，身為少數承襲了西洋中世紀行會傳統的機構，大學之所以能夠在社會上受到一定程度的敬重，在知識的掌握上有一定程度的威信，最重要的是這個機構中活動的個人或團體，都具有高度自律的精神，這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研究倫理。研究倫理基礎就是誠信，特別是研究資料的呈現是否可靠，更是建立在研究人員誠信的基礎之上，否則後續的推演論證就完全失去了意義。一般說來，研究者之間採取相互信任的態度，但是一旦有造假或抄襲的事情發生，當事者往往就會遭到被驅逐出學界的命運。因為有這種高度自律的機制，因此大學系統才能擔保自身的信用。 就個人淺見，如今在台灣，大學最大的危機之一就是它在社會中的信用已幾近破產。君不見大學不相信自己的教學研究品質，反倒去尋求各種非學術機構來對自身進行種種的評鑑、排名、或認證。小至以商業資料索引系統來評斷學者的成就（例如 SCI ， SSCI ），採用商業機構的考試來當成學生畢業的門檻（例如多益測驗），大至花錢請所謂國際組織來替院所進行品質擔保（例如工程類的 IEET ，或...

（本文刊於聯合報民意論壇5月14日） 美國知名文化地理學者Don Mitchell曾寫過一本書《土地的謊言：移工與加州地景》，揭穿加州美麗的農業地景，其實是建立在拉丁裔農場工人的剝削之上。我想到這本書，是因為最近不少環團、文化人士批評立院初審通過《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案，他們主要訴求是驅除 農地 違章工廠、停止對農地汙染、還地於 農民 、恢復農村美麗地景、提供全民無毒食物… 我不反對這些農村願景，也認為政府應建立一套可執行的律法來管理工廠的區位；然而有關違章工廠的討論，欠缺對勞工或農民的生計的理解與分析，他們被環保論述遮蓋住了，如果不討論他們，土地的討論就真的成了美麗的謊言。我希望提供一些不同角度的觀點，讓討論更周延。 第一個觀點，台灣大部分勞工原來都是農民，因為農村經濟凋蔽，被迫轉換到工業部門。留在農村的中高齡居民，有些人無法再耕作，就把農地出租或出售給工廠，賺取生計。這一切都是在市場供需邏輯下完成的。 第二個觀點，工廠何不在工業區營運，而要跑去農地建廠？主要是當年政府完成了農地改革，卻沒有進行都市土地改革，提供了都市土地價格炒作的機會；面對不合理的土地價格，許多傳統產業自然會往農地發展。政府劃定了不少工業區，但由於區位問題，沒有廠商願意過去，如彰濱工業區就是一例。 第三個觀點，政府為什麼縱容農地違章工廠汙染環境？其實應該這樣問：為何政府也縱容合法工業區的汙染？台塑六輕、長榮石化、日月光、RCA…，不勝枚舉。這其實是以出口導向帶動經濟發展的後進國的悲哀。台灣產品要在世界市場競爭，價格也是關鍵因素。為壓低成本，代價就是低薪資、犧牲環境。 第四個觀點，產業有群聚效應，高科技產業在政府大力扶持，徵收大量農地蓋廠房，創造群聚。傳統產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型的傳統產業，自尋生路，租用農地廠房也形成了群聚。更有趣的是，高科技產業部分產品零件由違章工廠提供，以降低生產成本。所謂合法非法，並不能一刀二切，他們就像黑白道一樣共生。 第五個觀點，根本問題是，台灣經濟發展到底要往何處去？以農產品出口為主？以工業產品出口為主？以觀光業為主？以房地產市場為主？回到現實，農業產值低，內需尚且不夠，我們多少食物是仰賴進口啊！建立可維持合理土地成本且區位恰當的工業區應是當務之急。當然，工業區要嚴格控管汙染排放。 我對政策的建議是：一、大工廠在農地是否就地合法化，...

（本文發表於2016年11月7日udn鳴人堂） 上個月二十七日，高雄果菜市場徵收自救會會長北上蔡英文總統住所進行 絕 食抗議，後因身體不適送醫急救。在同一個陳情地點，因市地重劃而面臨迫遷的台中黎明幼稚園園長也以自殘的方式進行抗爭，並一度因失蹤而引發媒體的關切。這兩個不幸事件在近日引發了社會的關注，但其實它們不過是近年來一連串迫遷事件當中，兩個剛好發生在你我眼前的事例而已。 在士林文林苑、 苖 栗大埔等類似的案例中，雖然迫遷 戶 的際遇經常搏得社會大眾的同情，但是政府官僚仍能以「依法行政」為名，無視抗議民眾的訴求，直接將推土機開進居民家裡。也有部分民眾僅管同情當事人，但卻認為法律的執行不應因人而異，否則守法者豈非都是傻子。另一方面，反迫遷團體則是強調人民的財 產 權受到憲法保障，若非符合公益性與必要性，國家不能予以強徵。這些不同 說 法當中，誰比較站得住 腳 ？哪一種觀點比較合理？哪一種見解比較符合我們對正義的期待？ 在高雄果菜市場的爭議中，對於迫遷 戶 是否佔用公地，居民與市府兩方各執一詞，但是市府在堅認迫遷 戶 違法佔用的前提下，仍展開了拆除工作。假設若土地權屬真歸於市府，政府進行拆除也許符合現行法制，但是它合理嗎？或者反過來問，如果迫遷 戶 真的沒有土地所有權，那我們要在什麼基礎上主張他們的生存權與居住權？ 在黎明幼稚園的例子中，由於重劃範圍 內 同意的地主超過一半，因此法院宣判重劃會勝訴，並已申請執行拆屋。既經法院判決，那自然是合法了，可是少數小地主的生存權與居住權又該如何保障？莫非憲法只保障大地主的財 產 ？如果合法的程序到頭來卻造成了不合理的結果，那就到了需要檢討現行法制的時候了。 面對重劃與徵收兩個都市開發工具所引發的問題 ， 內 政部日前也開始著手檢討市地重劃之相關規範，修正方向包含提高法源依據、計畫書核定前召開公聽會、同意門檻從 2 分之 1 提高到 4 分之 3 、開放市地重劃抵費地讓售給社會住宅以安置居民等 。然而，這些作法仍建立在對土地所有權人的 絕 對偏坦上；誰有土地，誰就可以 說 話，誰的土地越大，誰的聲音就越大。在表面上，這樣似乎貫徹了憲法對於財 產 權的保障，但是實際上卻造成對依賴這些土地而生存的非所有權人在基本權利上的損害。上述兩個案例所顯示出的困局正在於 : 如果沒有私有 產 權，那麼個人...

2015年11月17日 星期二 烏托邦論壇　討論塭仔圳市地重劃案 ▲ 烏托邦論壇參與民眾。　　　　　　　　　　　 攝影／何榮泰 【記者張家恩報導】「新莊百年願景－─烏托邦論壇」十一月十五日下午舉辦「公民發聲暢談塭仔圳」。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副教授顏亮一提出民間版計畫，主張塭仔圳重劃的規劃原則為：「考量現實發展狀況」、「先安置後拆遷」、「與水共生」和「以合理人口成長預測，進行土地使用分析」。 烏托邦論壇當天上午進行「騎讀塭仔圳」，以車隊繞過塭仔圳市地重劃區；下午在新泰活動中心舉行公民發聲。活動主辦之一的新莊社區大學企畫及美編專員楊雨青表示，二○一三年時她開始注意到新莊的規劃，二○一四年發布「新莊願景公民宣言」，探討新莊老街、樂生療養院及塭仔圳重劃案，鼓勵居民關心自己生活的地方。 　 新莊第四選區綠黨立法委員參選人賈伯楷表示，他與顏亮一從七月開始審查新莊地區，並重畫一份「民間版塭仔圳重劃計畫」。 　 顏亮一在民間版計畫中，提出新北市政府規劃的六個問題。新莊地區工業區原是金屬加工聚集地，工廠拆遷後可能會造成產業鏈瓦解；新莊在地的文化資產未被考慮，例如李石樵故居。人口成長預期過高，市府預估有九萬人，但審查後預估四萬人，加上人口成長率下降，政府卻將住宅率修為百分之四十四。 　 民間版計畫也指出，迫遷居民無安置計畫，居民的土地重劃後只能分回約七坪土地，不符合最小建地坪數，補償金額不夠買附近的房子。違背土地使用分區計劃作業流程，沒有詢問居民意見就開始計劃。土地使用規劃面積計算有疑慮，以 65 號道路為例，已經開發過卻算入重劃總體面積，將道路規劃成綠園道。最後是缺少詳細的財務計畫。 　 針對六個問題，顏亮一提出重劃目標：建構塭仔圳田園城市，注重永續發展，兼顧工、商、農業平衡，打造住得起的家。「我們贊成改變，但要用最公平的方式。」 　 顏亮一表示，最主要要保留聚落、文化資產，並建社會住宅優先安置重劃區民眾，只租不售；設立公園以及都市農業，其中農業帶能夠成為滯洪帶。並提出社會工廠的概念，市府透過徵收手段取得土地，將原有工廠移至鄰近閒置工業用地。 　 蔡姓律師表示，市地重劃的概念是使用者付費，但公...

（本文刊載於自由時報104年7月21日） 面積廣達四百七十六公頃的「 塭仔圳重劃區 」即將於下個月公告實施，但也引來當地包括「美華新村自救會」、「新北市塭仔圳先安置緩拆遷自救會聯盟」等市民團體的異議，認為市府沒有做好配套措施就要求他們搬遷，漠視他們的居住權或工作權。站在一個都市計劃專業者的立場，我們認為「塭仔圳重劃案」乃是一個嚴重枉顧都市現實、背離公共利益的規劃方案，應該立即停止實施，重新檢討。 先來看看現實是什麼。塭仔圳地區分屬泰山與新莊兩個行政區，其位置早期屬於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區。在二重疏洪道的工程自1984年起到1996分三階段陸續完工後，當時的台北縣政府於2002年發佈實施都市計畫，解除管制。但另一方面，由於疏洪道的興築緩和了塭仔圳地區的水患問題，再加上新泰地區的工業區用地已不敷使用，因此從1980年代中期起，塭仔圳地區部份地主就開始興建鐵皮廠房，出租給小型工廠使用。三十年過去，在政府放任的狀態下，隨著工業發展的需求，鐵皮工廠的面積在塭仔圳不斷擴大，如今全區約有百分之五十的面積都是鐵皮工廠，據稱有三萬人在此工作或居住。 而根據新北市經發局的調查，在這片鐵皮工廠的屋頂之下，有將近六百家的合法登記公司。這些公司就像一般公司一樣進行生產活動並繳納營業稅，唯一的差別是，其工廠因位於農地上無法進行工廠登記。再者，這些工廠中超過半數屬於機械與金屬製造業，它們不僅在塭仔圳地區內形成緊密的產業鏈關係，也和周邊的相關產業形成協力與共生的關係。當新莊一帶許多傳統製造業者不斷外移到中南部或中國大陸，留下大片閒置工業用地等待變更為商業或住宅用地時，塭仔圳的中小型工廠卻利用其彈性靈活的特性成功渡過全球經濟危機，存留了下來，並為新北市留下了許多勞工就業機會。如今，暫不論其與都市計畫中土地使用管制的落差，塭仔圳地區業已形成了台灣北區的一個 「隱形的」製造業重鎮 。 在了解塭仔地區的現實狀況之後，我們就不能不詑異於新北市政府市地重劃案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在市府的重劃案中，有百分之四十四的面積被劃為住宅區，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面積劃為工業區。這個土地使用配比就是這個重劃案最不合理之處。試想，新北市住宅的空屋率已高達百分之二十二，每五戶就有一戶空屋；而新莊更在近日成為繼林口、三峽之後，新北市銷售餘屋量最大的地區。如果再考慮少子化帶來的人口減少現象，這些空屋再過二十年也無法消...

最近趙剛在北京清華大學進行了一個題為「台派烏托邦」的講座 （演講記錄） ，在網路上引發了不少討論，看樣子這樣的討頦似乎頗有風雨欲來、卻罷不能之勢 （對趙剛的回應） 。趙剛的「台派烏托邦」指的是318運動中佔支配位置的青年心中所想望的理想未來。這些青年當然沒有自稱「台派烏托邦」，這個標籤是趙剛貼的，就像趙剛本人被貼上「左統」的標籤一樣。趙剛從兩首運動中的受歡迎的歌曲「島嶼天光」及「黑暗騎士」的分析中指出，「台派青年」想要透過行動追求一種與當下斷裂的光明未來，因此稱他們這種感情狀態為「台派烏托邦」。但是趙剛接著評論道，「台派烏托邦」有兩個致命的問題：首先是這個烏托邦並未正面提出一個理想的社會狀態是什麼（在前面的只有天光，因此是虛無主義的）；其次是這個烏托邦建立在「島嶼」的空間隱喻上，而台灣這個島嶼只要脫離中國就會有光明的未來。正因為這兩個問題，使得台派青年無可避免的邁向了反烏托邦的道路。 趙剛對「台派烏托邦」的批判是否精確，或者是否真能具體說出什麼是「台派烏托邦」、什 麼是「中式烏托邦」，都是極具爭議性與戲劇性的議題。不過我覺得有意思的是，趙剛用了烏托邦這個字眼來詮釋318前後的各種新一代的社會動員所追求的目標。趙剛的演講引起了我的注意，當然一方面是因為碰巧我們正在讀Nandy討論的烏托邦，二方面則是烏托邦的社會作用，在台灣很少被系統性的討論。正如Nandy在另一篇文章所說的，「沒有人曾經住過烏托邦，但是大部份的人或隱或顯都相信烏托邦」，因為即使烏托邦不可能實現，但它的存在的確是對於現實的批判，指引著變革的方向，提供變革的動力。「台派烏托邦」這個說法的提出，至少開始讓我們有機會來討論，到底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什麼樣的想像力足以召喚主體來行動，或者更進一步，我們如何想像一種理想的時間與空間的狀態，來與新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大約已經在世界性的範圍實現）、國族主義的烏托邦、「台派烏托邦」以及其他種種烏托邦互別苖頭，爭取年輕心靈（請注意我用的是心靈而非世代）的支持。 讓我們先看看Nandy對於第三世界建構自身烏托邦的看法，他說他是從魯蛇(loser)的觀點來探討烏托邦的可能性。他認為第三世界的魯蛇文明絕不應該拿現代西方文明的標準來建立其烏托邦，而要從自己受壓迫的經驗中去建立另類烏托邦，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經驗是拒絕了西方文明中笛卡兒式的二分法。這包括了拒絕贏家與...

都市更新乃是當今極具爭議性的社會議題，從士林文林苑事件發生至今，臺北市政府尚未對都市更新提出任何令人滿意的對策。然而在前幾日，新北市政府卻已經迫不急待地著手進行 「 新莊老街公辦都更案 」，並甄選出一家民間建設公司為最優申請人，準備在該地分別興建卅三層及廿五層的河岸景觀住宅大樓。 其實，都市更新本身未必是壞事，對於年久失修且有公共安全之虞的建築物，只要取得財產所有權人的共識，都市更新是一種合理的政策工具。然而，濫用都市更新這個政策工具則會讓都市更新變成壞事，而新北市政府在新莊老街所進行的公辦都更正在開啟一個惡例。 為什麼說它是惡例呢？首先，既然是公辦都更，市府單位中的城鄉局和工務局都有專業規劃人員，為什麼不能自己來做，而非得找建商不可？ 再者，根據新北市財政局提供的資訊，新莊老街都更基地七五三〇平方公尺的面積中，公有地約占四分之三，而私有地約只占四分之一；在公有地占絕大部分基地面積的狀況下，市政府竟然將開發的主導權標售給私人的建設公司，供其興建河岸景觀豪宅，七千多坪的土地中只有一百坪回饋為公益設施。這種做法，明眼人一看便會質疑市府，是否有以小私地綁架大公地、圖利特定團體或個人的嫌疑？這將置市民的公共利益於何處？

現代都市計劃 的興起，主要是為了解決 19 世紀工業化初期資本主義城市中惡劣的勞工生活環境。而這種惡劣的都市環境，正是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所產生的後果。因此，都市計劃在本質上乃是為了市民大眾（尤其是勞動階級，無論是藍領或白領）的公共利益，由政府出面以處理被追求利潤極大化的私人企業所迴避的都市議題，諸如公共衛生、公共安全、大眾運輸、公園綠地、勞工住宅等。在這個脈絡之下，都市更新作為都市計劃的一種手段，自然也是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而且也應該由政府來進行主導。 然而，台北市現行都市更新的運作系統剛好和上述的原則相反。首先，由於都市更新需要花費許多時間來協調眾多土地所有權人的利益，困難度相當高，而市府卻沒有足夠的人力來處理個別都更案的問題。另一方面，建商當然更不可能找這種基地進行開發。結果市府就以容積奬勵的方式來誘導建商替政府主導都更事宜，也就是把公部門該做的事，外包給私部門處理。

高鐵對台灣城市與區域空間發展會產生什麼影響，最近成了熱門話題。高鐵設站的城市期待著高鐵有助於該地經濟發展。有許多人認為高鐵形成的「一日生活圈」將大幅縮短南北距離，為中南部帶來發展，促進區域平衡。不少人甚至還鼓吹將首都遷至台中、嘉義或高雄，以矯正政府長期重北輕南的傾向。 高鐵開通是否有助南北區域均衡發展，事實上還有待分析與觀察。但是在提出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所謂均衡發展，是誰的發展？ 從產業部門來說，高鐵對不同產業的影響其實很不一致；一日生活圈未必對各行各業都有利，北宜高速公路就是一個很好的借鏡。在北宜高開通後，宜蘭的餐飲業大發利市，然而旅館業卻開始沒落，因為宜蘭已成了台北「一日生活圈」的範圍。 相同地，早在台中烏日站完工之前，台中市政府就利用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機會，開放後期重劃區的開發，甚至在臨近烏日站的南屯區畫設了個「鎮南休閒專用區」，完全無視區內早期開發聚落的存在。開發商可獲得巨大的利益，而屬於台中市民的歷史文化地景則將被剷除。 而從區域發展的角度來看，高鐵極可能不但沒有縮小城鄉差距，反而擴大空間的不均等發展，因為台灣區域發展最大差異並不在南北，而就在各區域內部。北台區域的不均等，表現在展現全球城市奇觀的信義區與台北周邊衛星城市混亂環境的強烈對比，在同一個經濟圈工作的人們，卻得到公共服務的差別待遇。中台區域的不均等，則表現在重劃區與快速道路的無限蔓延，然而作為台中歷史核心區的火車站周邊地區則成為半廢棄的空間，只有社會的邊緣人在此活動，例如遊民或移工。因此，從南北城鄉差距的觀點來討論區域問題，其實是遮掩了更嚴重的社會空間不均等發展。 從社會階級角度檢視，高鐵強化了不同階級間的區隔。許多論者認為高鐵將會改變社會大眾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們要先問：誰能搭乘高鐵？誰能負擔得起每天或每周一日遊的成本？ 在一個人口逐漸往貧富兩端集中的社會，也就是所謂 M 型社會中，我懷疑能以高鐵作為日常交通工具的人，其實和能搭飛機的是同一群掌有政治經濟權力的菁英。中、底層的勞動者移動機會並不多，甚至只有年節時才會返鄉。他們即便一年搭一、兩次高鐵，生活方式也不會有什麼改變。 因此，高鐵其實強化了移動能力的不均等，因為藉由串連各區域中、上階級流動與溝通的走廊，它只擴大了了 M 型社會兩端人們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