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莊烏托邦論壇

瑞典地理學家肯尼斯．歐爾威格（Kenneth Olwig 2002）從歷史的考證指出，地景（landshaft）在文藝復興時代以前的北歐地區，指涉的是人民自治的政治社群，以及該社群自我管理的習慣法，也就是當地習俗所形成的法律規則，「地景是棲居實踐的表現，正是通過棲居實踐在地方的物質紋理中生成，並落實成為習慣與法律」（Olwig 2002: 226）。這個意義下的地景乃是「民主的原型，由一群人民與其土地、習慣法之統治與塑形、以及關注重大事件（things that matter）之代議機構所界定，因此[地景]並非景觀規劃師或建築師所界定的物質事物（things as matter）」（Olwig 2018: xvi）。但是在16世紀到19世紀之間，地景作為地方自治社群的意義，逐漸被風景或繪畫的定義所取代，也就是被一種帶有意識形態的觀看之道所取代，而這種觀看之道正符合了現代國族國家正當性以及土地私有化的論述。質言之，地景從集體共有的地方轉變成風景空間。歐爾威格的研究所衍生出來的問題是，在當代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下，我們是否可能扭轉地景作為風景的意義，在某種維度上返回地景視為人民自治場域的意義？ 這個問題雖然看似過於空想，但是在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2000年所提出的《歐洲地景公約》（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當中，卻已經往這個方向跨出了一步（Olwig 2005）。該公約的前言提到：「地景在文化、生態、環境和社會領域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角色，並且是有利於經濟活動的資源，其保護、管理和規劃可以促進就業的創造⋯⋯地景是個人或社會福址的關鍵元素」（CoE 2016）。地景在這份官方的文件中的定義已經不再只是一種觀看之道，而是一個具有「重要公共利益」的物質元素，而且是「攸關個人或社會福址的關鍵元素」，這顯示歐洲的景觀建築師以及與地景變遷相關的專業者已經產生了一種本體論的轉向，重新發現過去曾經存在的地景意義：一個社群對於一個地方的民主管理。在這個前提之下，〈歐洲地景公約〉第五條第三項更具體地建議締約各方應該承擔起「建立程序，以促進公眾、地方和區域當局、以及其他景觀政策定義與實施利害關係人之參與」的義務（CoE 2016）。無獨有偶，國際景觀建築師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scape ...

從十七世紀以來地景一詞在西方指的是視覺可見的土地、以及這種視覺方式所發展的繪畫或庭園。 在這種字義下的地景，強調的是特定框架視野的方式、觀看地勢的角度、甚至是理解世界的觀點。到了二十世紀初，由於美國地理學家卡爾．紹爾（ Carl Sauer ）的倡導，地景這個用語進入了人文地理學的世界，但是在紹爾手上它指的不再是繪畫、景色或庭園，而是指經由文化過程所形成的人類居地形貌（ Groth & Wilson, 2003: 2-5 ）。 紹爾（ Sauer 1925 ）提出了 文化地景 （ cultural landscape ）這個概念，因為他認為地景是經由集體的文化對自然景觀之作用而形成的，是 人類活動與信念的物質性紀錄，也是理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這種對地景的理解方式也開啟了地理學上的柏克萊學派 (Berkeley School) 。 從他處的時代背景來看，紹爾的學術計畫乃是一種對於隱藏在西方普世性、現代化進程之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質疑（ Mitchell, 2000: 24 ）。紹爾的理論對手乃是當時流行的環境決定論（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該理論認為文化差異乃是被自然環境所決定的，而西歐由於擁有創造文明與文化最佳的地理條件，因此產生了最先進的文明。結果，環境決定論就成為西歐殖民、教化其他地區社會的學理基礎。相對地，紹爾的提法否定自然環境對文化形成那種命定的關係，他認為並非自然環境決定文化，而是文化運用、改變了自然環境，使之成為文化地景。因此， 文化地景乃是處於一個動態的過程，只要有人類活動的地方，都會有文化地景的產生，是一種不斷的新舊文化交替演繹的結果。 文化擁有自主的地位，地景代表的是共享某種文化的人群或社會對自然環境的經營所產出之結果。用一個公式化的方式來表達：文化是原動力，自然環境是媒介，文化地景是結果。正因如此，每個地方的文化習俗與社會制度都有自己的形成路徑，文明並沒有高下之別，只是有待我們從文化地景的角度去理解。 在學院之外，地景研究者傑克森一系列對美國地景的分析也 呼應 了紹爾文化地景的論述。不過相較於紹爾，他強調地景研究除了傳統農村之外，應關注當代混亂的地景，因此傑克森經常在作品中論及這些日常生活中的㝷常地景，像是道路、工廠、高樓建築、農田、城鎮、墓地、高速公路及商店街等內容。除此之外，如果說紹爾將地景視為文化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