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地景到地景的文化政治

從十七世紀以來地景一詞在西方指的是視覺可見的土地、以及這種視覺方式所發展的繪畫或庭園。在這種字義下的地景，強調的是特定框架視野的方式、觀看地勢的角度、甚至是理解世界的觀點。到了二十世紀初，由於美國地理學家卡爾．紹爾（Carl Sauer）的倡導，地景這個用語進入了人文地理學的世界，但是在紹爾手上它指的不再是繪畫、景色或庭園，而是指經由文化過程所形成的人類居地形貌（Groth & Wilson, 2003: 2-5）。紹爾（Sauer 1925）提出了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這個概念，因為他認為地景是經由集體的文化對自然景觀之作用而形成的，是人類活動與信念的物質性紀錄，也是理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這種對地景的理解方式也開啟了地理學上的柏克萊學派(Berkeley School)。

從他處的時代背景來看，紹爾的學術計畫乃是一種對於隱藏在西方普世性、現代化進程之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質疑（Mitchell, 2000: 24）。紹爾的理論對手乃是當時流行的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該理論認為文化差異乃是被自然環境所決定的，而西歐由於擁有創造文明與文化最佳的地理條件，因此產生了最先進的文明。結果，環境決定論就成為西歐殖民、教化其他地區社會的學理基礎。相對地，紹爾的提法否定自然環境對文化形成那種命定的關係，他認為並非自然環境決定文化，而是文化運用、改變了自然環境，使之成為文化地景。因此，文化地景乃是處於一個動態的過程，只要有人類活動的地方，都會有文化地景的產生，是一種不斷的新舊文化交替演繹的結果。文化擁有自主的地位，地景代表的是共享某種文化的人群或社會對自然環境的經營所產出之結果。用一個公式化的方式來表達：文化是原動力，自然環境是媒介，文化地景是結果。正因如此，每個地方的文化習俗與社會制度都有自己的形成路徑，文明並沒有高下之別，只是有待我們從文化地景的角度去理解。在學院之外，地景研究者傑克森一系列對美國地景的分析也呼應了紹爾文化地景的論述。不過相較於紹爾，他強調地景研究除了傳統農村之外，應關注當代混亂的地景，因此傑克森經常在作品中論及這些日常生活中的㝷常地景，像是道路、工廠、高樓建築、農田、城鎮、墓地、高速公路及商店街等內容。除此之外，如果說紹爾將地景視為文化所驅動的結果，傑克森更強調的是地景形式如何在文化層面支持了社會的運作，例如，他認為鐵路及公路創造了社會生活的高效率與便利，並引導著人口流動與生活節奏（Davis 2003）。

紹爾所領導的柏克來學派雖然為地景研究開創出新局，但是它本身也有一些重大的限制。其一是它缺乏對資本主義運作對地景影響的認識，其二是它只偏重對文化作用的結果（也就是物質性的地景），但是卻對文化本身的形成與運作缺乏理論性探究，尤其是它對文化形成過程中的衝突以及權力運作往往視而不見（Mitchell, 2000: 29-34）。就第一個限制而言，1980年代以後，政治經濟學取向的學者針對資本主義與地景的關係提出了補充，認為地景既然是人類活動與信念的物質性記錄，因此對地景的解讀乃是了解資本主義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Henderson，2003：189）。例如哈維（David Harvey 2007）就指出在資本主義城市中，地景的解讀揭露了城市空間乃是資本積累的場地。由於資本不斷移轉於工業投資與房地產投資之間，循環地營造或重建，結果就在地景中形成了一種「創造性的破壞」。 而朱金（Zukin 1991: 22）更宣稱地景是當代社會關係的縮影：

 

地景的結構性規則就某一個層面而言，是資本主義的一般性規則。就另一個層面而言，它們是將生產由一處轉移至另一處的市場決策。然而，就第三個層面而言，它們是勞工與僱主、開發商與消費者、企業家與創意員工之間在特定地方所達成的明確妥協。

換句話說，地景的變遷其實正呈顯出資本運作的模式。

針對第二點限制，受到英國文化研究影響的新文化地理學則在1990年代發展出另一支知識論的取徑。如果政治經學派強調的是地景呈現了資本的運作，新文化地理學派則指出，事實上是資本通過地景的運作，遮掩了資本主系體系剝削的現實（Henderson，2003：192）。例如克斯葛羅夫（Daniel Cosgrove 1998）指出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土地不再是人賴以為生的場域，而成為一種可以被擁有、被管理與被觀看的資產，而風景畫這種特定的繪畫類型，正是資產階級藉操弄觀看土地之道來掩飾農民勞動過程的一個產物。米契爾（W. J. T. Mitchell）則更以馬克思式的口吻斷言，「地景不是一種藝術類型，而是一個媒介⋯⋯正如貨幣一般，地景是一種隱蔽其價值基礎的社會象形文字。它的作法是自然化其常規以及常規化其本質」（Mitchell 1994: 5）。另一方面，鄧肯（James Duncan 1990）則指出，文化是一種讓社會秩序不間斷的運作系統。在此系統中，社會所形塑的意識型態或是論述，透過人們不斷的溝通、再生產、與持續的經驗，讓整個系統可以不斷的運作，所有的可見人造物都是「被具體化的意識形態」。因此，地景自然化了社會組織的方式，地景不但是地景設計者運用語言與知識框架所書寫出來具有教誨意義的可見載體，同時也讓意識形態融入在地景中，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的一部分，進而生產了自身的行為。

質言之，地景的主要功能就是為了控制社會意義的流通，以控制社會關係、維繫權力的運作（Mitchell，2000）。但另一方面，正如傅柯（Mitchel Foucault）所言，「何處有壓迫，何處就有抵抗，但是，或者正因如此，這種抵抗從未處在於權力關係之外（Foucault 1978, 95）。」這也就是說，地景雖然是控制社會意義的工具，但它也未嘗不是被支配者打破意義控制、反抗權力支配的媒介，如此一來，地景就成了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一個重要場域。所請文化政治，意指當支配者或被支配者運用各種戰術或戰略來表達其各自的對世界的價值觀。如果地景表現了支配者的價值觀，被支配者也有機會、有能力藉由文化政治運動來揭露地景的意識形態。不過，正如米契爾提醒我們的，要從事這種文化政治，除了分析地景文本如何運作之外，我們也要了解物質地景是在什麼過程中被生產出來，以及它在調節與自然化既存（不平等）社會關係的功能，「如果地景是文本，那正是因為（或儘管）它的物質性——它作為喬木、灌木、磚塊、砂漿、油彩、畫布以及書頁的存在（Mitchell 2000: 144）。」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從柏克萊學派、政治經學派、以至於新文化地理學，文化地景研究始絡脫離不開政治、離不開社會權力的運作、離不開平等與正義的理念。在上述地景理論的脈絡下，分析地景的任務就是要檢驗物質環境背後的觀念、它藉由什麼方式被再現、以及誰在利用這種再現。最後，我認為分析地景的目的更得要進一步連結到抵抗的戰術與戰略。一方面，誠如朱金（Zukin 1991: 16）所言，當權者創造的權力地景（landscapes of power）有能力將自身的觀點強加於地景，削弱常民的觀點；但是另一方面，長期生活在各地方的人民卻也開始在地景中尋找意義，以形成抵抗的動員。而建築史家黑登（Dolores Hayden 1997: 43）也說：「民眾的都市地景經驗乃是和地方感以及空間政治交織在一起。倘若民眾在物質、社會、想像等方面都對地方產生依附，那我們必須拓展都市地景中的公共史。」這種對地方的依附與認同形成了黑登所謂地方的力量（power of place），成為受支配者用以對抗支配的一種手段。在這裡，文化地景與文化政治連結上了都市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