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3日 星期四

Informal urbanism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The production of Wenzaizun industrial cluster


(A paper submitted to “Questioning the space of modernity: Informal urbanism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troduction

Since the turn of the 21 century,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city governance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to the cities in the Global South, attempting to build alternative epistemologies for urban studies that do not follow the modernist, rationalist, and functional research framework (AlSayyd, 2004; Robinson, 2006; Roy, 2009).  By shift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many researchers have acknowledged that the phenomenon of informal urbanization has extended from the “Third World” to the “First world”, becoming a ubiquitous urban experience throughout the cities in the world (AlSayyad 2004; Davis 2004; Rao 2006; Roy 2005). However, as to what are the causes, eff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informal urb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ities, scholars have offered very diverse accounts. There are generally tw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ne tends to focus more from the side of “agency”, i.e., the creation and creativity of informal activities; the other tends to focus more from the side of “structure”, i.e., the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people who are engaged in informal activities.


Both interpretations, however, are incomplete in certain way. While the former overlooks the power of the oppressive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 the latter overlooks the potentials of informal urbanism to challenge this system. In order to avoid the weaknesses but to adopt the strengths of both interpretations, I will link them to Henri Lefebvre’s (1991)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his theory provides researchers with a useful framework to address both the agential and structural aspects of informal urbanism because in this explanation informal activities can be regarded as insurgent actions taken by people who are structurally expelled from the advantageous geographical locations in the city. By doing so, we are able to see how people inhabiting in the interstices within urban structure and system manage to produce alternative forms of, knowledge about, and practices in these spaces, and how these spaces might serve as tacit sites for them to claim their “right to the city”.

Combining current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informal urbanism and the concept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look at an informal industrial settlement, Wenzaizun in New Taipei City, understanding how local residents create a small manufacture industrial cluster in a district categorized as a farming zone in the city, how the action of violating zoning code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luster, and how the loc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the growth of the unauthorized factories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is area. I will argue that Wenzaizun cluster is developed through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power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which takes place outside the formal economic and planning system. Moreover,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s capital accumulation process, the space of Wenzaizun not only serves as a site of survival, but also survives as a site of resistance to the formal urban space production system, which usually favors the wealth and powerful.   

In what follows, I will first briefly review the theoretical debates over informal urbanism,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issues of agency vs. structure. Next, I will reframe the concept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he related concept of “the right to the city”, bridging them to the notion of informal urbanism. Thirdly, I will present 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Wenzaizun industrial cluster and explain how it transforms from a site of survival to a site of resistance. Finally, I will discuss how the findings of this case study can contribute to the theory of urban informality.

(全文可向作者索取)

2017年5月30日 星期二

社會危機與空間重構:清代臺北之區域動態

(本文刊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6期)

結論

⋯⋯的天空,與四千多年前沿著淡水河來此漁獵農耕的先民所看到的相去不大,與三百三十年前某暗夜溯河而上並首次發現凱達格蘭人的西班牙人所見無異⋯⋯平疇四野,與一百二十年前郊拼落敗逃來的同安人所見差不多,雖然看不到河,但知道河流就在那不遠處,隨時可以順流出海,叫人心生遠意⋯⋯朱天心 1999169                                                                                         

你們曾經不具任何知識、歷史知識,與它愉悅自然的相處過活,待有一天你具備了了解它的知識⋯⋯它再也不一樣了,與過往不一樣了。朱天心 1999190                                                                                              


        無論是俯瞰或眺望我們今天稱之為臺北的這個地方,我們大概很容易聯想到刮去重寫的羊皮紙(palimpsest)這個許多城市研究者喜歡的隱喻:曾經存在於城市中的人群、活動與事件總會在城市中留下一些空間的紀錄;即便這個紀錄在某個歷史時刻被消除或被其他空間覆蓋,但總是會在城市羊皮紙上留下一些印記,因此我們可以在不同時期印記的交疊上看到城市的歷史。臺北盆地自然也留下了這樣的印記,但是更重要是,我們要如何詮釋這些印記。受到近年來地理學與歷史學所發展的知識論與方法論之啟發,本文試圖在線性、演化、目的論式的歷史敍事方法之外,找尋新的詮釋空間,讓我們能用「再也不一樣、與過往不一樣的」眼光回首臺北這個「古都」的來時之路。
        主流文獻對臺北發展的詮釋予人的印象大致如下:抱功利主義的漢人冒險犯難開墾臺北,促成了資本主義在臺北的萌芽,也推動了臺北各市街的發展。然而這種詮釋既未見族群之間與階級之間的衝突,也未見清帝國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帝國對於臺北地理空間的掌握與運用。本文的詮釋觀點則迥然不同,本文將臺北的市街與聚落發展放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清帝國、臺北盆地本身等三個不同的地理尺度下來檢驗,並指出推動臺北區域形成、變化與發展的主要動力,乃是各種歷史行動者為了處理緩和社會危機所進行的「空間修復」。從清初到日本殖民之前,臺北盆地先後產生了城鎮網絡,亦即「帝國邊防下的臺北」、「新莊城鎮群」、「艋舺城鎮群」、以及「大稻埕城鎮群」。這四種城鎮結構的形成與發展確實有先後之別,但是它們之間與其說是一種承繼的關係,不如說是類似地質學上「地層」之間的關係,或是羊皮紙上各種印記之間的關係,是四個遵循不同邏輯的空間結構疊架在同一個區域的產物。這些城鎮群聚可以說既是社會力作用的結果,也是推動社會進展的原因。
        空間作為社會力的結果而言,我們發現除了在清初之外,臺北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以農業基地的地位,被整合在更大的政治經濟體系之中:先是稻米對福建的輸出,再來是藍靛對華中省份的輸出,最後是茶葉與樟腦對歐美的輸出。而就臺北盆地內部聚落的空間組織而言,大致上是以淡水河及其支流作為交通骨幹,形成農作物生產與運銷的網絡,並帶動了各個貿易據點市街的發展。盆地中的首要貿易出口港及金融中心從新莊轉移到艋舺,再轉移到大稻埕。淡水河河床與水位的改變固然對主要出口港的轉移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更關鍵的原因則為港市出口品在經濟規模上的差異,這使得以藍靛為主要出口品的艋舺在人口與市街規模上於十八世紀初超越了出口米穀的新莊,其後又使得以茶葉為主要出口品的大稻埕於十九世紀下半葉超越艋舺。由此可見,出口貿易一直是臺北各聚落發展的動力,而出口貿易的規模則影響了臺北區域經濟與政治中心的區位。
        在另一方面,就空間作為社會的推動力而言,這四種空間結構各自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促進與維繫更大地理範圍之政治經濟系統。清廷領臺之初,臺北被視為帝國邊境的戰略空間,以番地保留作為防止漢人聚集抗清的手段;但朱一貴事件的發生,反映了這個空間策略的失靈。朱一貴事件之後,清廷改變治臺策略,並藉「新莊城鎮群」的形成來緩解福建米穀不足的危機,穩定了帝國對華南地區的統治。然而這個城鎮網絡背後卻暗含了普遍性的階級衝突,而林爽文事件則象徵性地引爆這個危機林爽文事件後,清廷以開放盆地與大陸直航以及默許漢人進入淺山開發來解決先前的社會危機,進而帶動了「艋舺城鎮群」的發展。這個新的城鎮網絡,因藍靛生產與流通而組織,並支持了華中貿易圈紡織業的成長。淡水開放為通商口岸後,臺北逐漸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原料生產的基地以及工業產品出口的市場,是該體系全體運作所不可或缺的局部環結之一,而「大稻埕城鎮群」正是維繫這個體系運作的地理單位。
    在本文結束之前,容筆者再次闡述本文希望企及的目標。本文並不宣稱自身是正確替現(represent)臺北歷史唯一的方式,而只能說是詮釋臺北歷史諸多可能的版本之一。但是,這並不是說本文採取的是一種相對主義的立場,認為歷史怎麼說都對,完全視詮釋者的觀點而定。本文的意圖在於對線性史觀下所替現的臺北圖像提出質疑,並以共時性的空間事件來重構這幅拼圖。正如後殖民理論家Nandy1987: 48)所言,由於線性歷史觀預設了文明/現代/西方與非文明/前現代/東方這組時間先後的對立關係,「現代」的歷史科學往往給「後進」的社會設下了更多的限制;因此,一個袪除殖民的歷史研究首先就是要拒絕這種線性史觀,並把歷史的經驗整合入社群共享的傳統,使之成為一種思考方式,而非編年的紀實。在這種作法中,「歷史的動態⋯⋯不是由無法改變的過往移向無法阻擋的未來;而是一種思考方式,一種當下的選擇Nandy 1987: 48秉持這種袪殖民的信念與史觀,本文選擇了區域動態的取徑切入清代臺北的歷史發展歷程,著力於分析政治經濟活動與空間之間的關係,並關注地理空間在支配與抵抗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期盼藉由這種對過往的另翼詮釋,能擴展我們對臺北區域發展過程在地理學、社會學、與歷史學等各方面的想像,並引發更多樣的思辯與討論。


(全文可向作者索取)

2016年11月27日 星期日

為什麼你要讀研究所?

各位同學,畢業在即,不知大家想好未來兩年內要做什麼沒有?我們在這裡提供一個選項給你參考:加入我們的景觀設計研究所。在系上多讀兩年研究所有什麼好處?我想這是大家一定會問的問題,在此我提供幾個個人觀點:

1. 在這裡可以鍛練你的思考能力。
思考能力?這四年不都在鍛練嗎?你說。我的看法剛好和你相反,我們在大學部的訓練其實比較偏重視覺美學的訓練,在邏輯思考方面其實相對欠缺。你可以想想:每次設計從分析到概念,概念再到方案之間,其間的連貫性真的很周密嗎?其間是不是有太多的假設,其實未必成立?是不是還沒有把問題想清楚,總評就到了?如果你曾經反省過上述問題,那歡迎你來研究所把那些問題想清楚。但為什麼我需要那麼嚴謹的思考能力?你問。好,答案如下⋯⋯

2. 嚴謹的思考能力是景觀設計團隊領導者必備的特質。
這個年代沒有人是單打獨鬥,所有的設計方案都是由團隊合作而得出的。但在一個設計團隊之中,誰是最重要的人?答案不是只會畫圖、會做設計的人,而是會協調、會寫報告書、會上台報告的人。而這個人必須能夠在短時間內抓到課題、分析課題、條理分明地用語言或文字表達設計構想。這些分析與表達,就需要你有更高度的邏輯思考能力,這也是我們研究所教育所特別側重的面向,也是你在外面工作環境不易培養的能力。好吧,但本系研究的老師不都和大學部一樣嗎?她(他)們講的東西我都聽過了。你說。嗯,好問題,讓我用第三點來回答你⋯⋯

3. 對研究方法與設計方法的重視,是我們研究所和其他所最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利用一系列的方法課程,培養你獨立思考的態度與能力。從研一到研二上,都有必修的方法課程,而其他專業課程則多為選修,你可以配合自己的興趣去修。接下來就要回答你剛才的疑問,的確,老師都和大學部是一樣的,但是老師們上的東西可完全和大學部是不同的。其實大學部的課程是比較基礎的,而老師們在研究所開的課則是自己最專精的強項,也因此其深度、廣度、甚至主題都是你在大學部聽不到的。那學費很貴呀,你抱怨道。的確,學費真的不便宜,但是有些方法可以稍微緩和這個問題⋯⋯

4. 奬助金的機會。

有幾個奬助金的機會。第一、如果你大學部的分數在全班前15%,經由甄試入學,那第一年的學費全免。第二、系上每年都有教學助理的工作可以申請。第三、老師們多有研究計畫在進行,可以申請擔任研究助理。另外還有其他校內奬助學金,不在些一一贅述。這些奬助金雖然不能扺免所有的學費,但是或多或少可以減輕一點你的經濟壓力。

2016年11月11日 星期五

都市開發工具如何更新?打破私有產權至上的執念

(本文發表於2016年11月7日udn鳴人堂)

上個月二十七日,高雄果菜市場徵收自救會會長北上蔡英文總統住所進行食抗議,後因身體不適送醫急救。在同一個陳情地點,因市地重劃而面臨迫遷的台中黎明幼稚園園長也以自殘的方式進行抗爭,並一度因失蹤而引發媒體的關切。這兩個不幸事件在近日引發了社會的關注,但其實它們不過是近年來一連串迫遷事件當中,兩個剛好發生在你我眼前的事例而已。

在士林文林苑、栗大埔等類似的案例中,雖然迫遷的際遇經常搏得社會大眾的同情,但是政府官僚仍能以「依法行政」為名,無視抗議民眾的訴求,直接將推土機開進居民家裡。也有部分民眾僅管同情當事人,但卻認為法律的執行不應因人而異,否則守法者豈非都是傻子。另一方面,反迫遷團體則是強調人民的財權受到憲法保障,若非符合公益性與必要性,國家不能予以強徵。這些不同法當中,誰比較站得住?哪一種觀點比較合理?哪一種見解比較符合我們對正義的期待?

在高雄果菜市場的爭議中,對於迫遷是否佔用公地,居民與市府兩方各執一詞,但是市府在堅認迫遷違法佔用的前提下,仍展開了拆除工作。假設若土地權屬真歸於市府,政府進行拆除也許符合現行法制,但是它合理嗎?或者反過來問,如果迫遷真的沒有土地所有權,那我們要在什麼基礎上主張他們的生存權與居住權?

在黎明幼稚園的例子中,由於重劃範圍同意的地主超過一半,因此法院宣判重劃會勝訴,並已申請執行拆屋。既經法院判決,那自然是合法了,可是少數小地主的生存權與居住權又該如何保障?莫非憲法只保障大地主的財?如果合法的程序到頭來卻造成了不合理的結果,那就到了需要檢討現行法制的時候了。

面對重劃與徵收兩個都市開發工具所引發的問題政部日前也開始著手檢討市地重劃之相關規範,修正方向包含提高法源依據、計畫書核定前召開公聽會、同意門檻從2分之1提高到4分之3、開放市地重劃抵費地讓售給社會住宅以安置居民等。然而,這些作法仍建立在對土地所有權人的對偏坦上;誰有土地,誰就可以話,誰的土地越大,誰的聲音就越大。在表面上,這樣似乎貫徹了憲法對於財權的保障,但是實際上卻造成對依賴這些土地而生存的非所有權人在基本權利上的損害。上述兩個案例所顯示出的困局正在於 : 如果沒有私有權,那麼個人還有居住權與生存權可言嗎?

事實上,對於私有權的執迷,始自英國的立憲運動以及法國大革命,其本質上是資階級的意識形態,而財權的神聖化乃是其要旨。這種意識形態不僅充分反映在十八、九世紀的憲法文件,也成為當今資本主義國家法制的終極目的。到了今天,土地已徹底成為市場上的商品,分別為個人、公司法人、以及國家所擁有。

有人或許會問,國家擁有的土地難道不是公有財嗎?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記得馬克斯的那句名言,「國家只不過是資階級的管理委員會」,就會立刻了解,所謂公有地經常都是假公濟私的手段。因此,私有權像是一個看不見的網羅,在法律與制度的支持下,界定了權力的行使,籠罩且支配了我們的空間及生活。 這麼來,私有權的保障到底,只不過是一種為既得利益者服務、維持不公義社會運作的體制。但話回來,在不對徹底革命抱持幻想的前提之下,我們能做什麼?其實,歷史中倒是有一些特別的土地制度可供我們參考,在此舉兩個例子來明。

第一個例子是存在於中世紀傳統英國農村裡的共享地(the commons)。每一個共享者都擁有在共享地上放牧的權利,但共享地本身並不是資,而這些由共享者擁有的權利,既不能被交易買賣,也無法被棄,是一種不能讓取的權利。另一個例子則是存在於清朝台灣的耕權。荒地的墾首向官方請墾之後,可以招攬佃來耕作;特別的是,佃雖然沒有土地所有權,但是卻擁有永佃權,也就是世代可以在此耕作的權利。


上述兩個例子,共享地和耕權雖然發生在迥異的社會中,但是它們卻分享了一個共通的精神 : 土地是同一個社群中,大家共同謀生、共同管理的工具,土地不應該為了進行個人財富積累的目的,而被任何人所壟斷。

今天我們所處的時空條件當然與過去不同,但是土地作為社群共同謀生工具的概念能否能作為當今都市開發工具改革的一個參考點呢?如果我們能改變私有權至上的執念,而將「誰居住在土地上、進行什麼生活動、創造什麼社會網絡」置於公共政策論辯的核心,那麼在處理諸如果菜市場或黎明幼稚園等事件時,我們將能獲得更大的社會共識,從而創造出一個更加民主與正義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