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0日 星期三

《空間正義》譯者前言

(本書為Edward Soja所著,由我和二位研究生合作翻譯,前言由我負責撰寫)
正義是什麼?如何才符合正義的原則?這乃是在哲學、法學、甚至神學上千古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然而,即使很少人能把這個概念說個明白,正義卻也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不斷追求的一個觀念與理想。遠的不說,在近年來與我們切身相關的種種公共政策的議題上,正義這個用語就反覆不斷地出現在公共論述上,信手拈來的例子就包括了社會正義、經濟正義、環境正義、居住正義、世代正義、工作正義、土地正義、乃至於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轉型正義等。姑且不論這些政治或運動標語實際的內涵與指涉為何,但社會大眾對於所謂正義的渴求與呼喚,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這幾年間,隨著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正義:一場思辯之旅》(2011)譯作的引介,以及桑德爾本人數度來台的訪問,正義的概念與原則,也逐漸在台灣受到一定程度的關心與討論。不過這裡要先說明一下,我們這裡所談的正義並非罪刑學上的應報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而是關乎社會資源的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桑德爾是社群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對當代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分配正義觀念提出了批判,後者知名主張是,當個人處在一個假想的「無知之幕」之後,因為無從考慮自己現實的身份地位或命運,因此對於社會運作原則會訂定某種「契約」,使不幸的人遭受不幸的程度降到最低,而這便符合了正義的理想。桑德爾對於羅爾斯的主要不滿在於,個人的存在並非如羅爾斯所設想那樣,像是互不相干的獨立原子,相反地,個人的存在是由社群所界定的,同一社群內的人互相負有責任與義務,正義的原則必須建立在社群成員對於道德與共善的思辯之上。
其實還有另外一位在台灣知名度未若桑德爾這麼高(可能因為不是哈佛的大教授)的政治哲學家艾莉斯.瑪利安.楊(Iris Marion Young),她從更根本的立場對羅爾斯的正義原則提出判判。她在頗具影響力的《正義與差異政治》(2017英文原著出版於1990)一書中,同意社群主義者對於自由主義的批判,但是認為社群主義的理想容易產生對內壓抑差異、對外排斥異己的後果,結果反而不利正義社會的形成。此外,她也批評羅爾斯的分配正義模型,認為正義的重點不在社會資源的靜態分配,而是產生不平等與不正義的動態過程,而這些過程強必須放在更具體的地理、歷史、與制度脈絡中來分析。楊的理論在此我無法討論得更多,但是重點是,她對正義的理論取向,讓我們更關心不公不義的各種結果,到底是什麼樣的過程所造成,因為這密切關係了我們可以採用什麼行動與什麼策略,去改變這些不公義的結果。這,正是愛德華.索雅(Edward W. Soja)寫作這本《追尋空間正義》背後最重要的動機之一。
索雅可說是人文地理學界以及都市研究領域國際知名的重要理論家之一,他曾於二〇一五年獲得有地理學諾貝爾奬之稱的瓦琴魯得地理學國際大奬(Vautrin-Lud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Geography)。我有幸於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一年間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都市規劃系求學時親炙其門下,當時他擔任博士班導師,同時也是我的博士論文口試委員之一。索雅早期從事非洲的區域研究,但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他開始將研究重心轉移至都市理論的發展,並且以洛杉磯作為印證他理論的基地。從一九八九開始,他陸續出版了他的「後現代三部曲」,包括了《後現代地理: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1989)、《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1996)、《後大都會:城市與區域的批判研究》(2000),而這三本巨著也分別有了繁體中文(《第三空間》,2004)以及簡體中文(《後現代地理》(2004)、《後大都會》(2006),不過書名譯法與我稍有出入)的譯本。貫穿他這三本著作的中心思想信念,用極簡化的話來說,乃是試圖突破我們對於空間在本體論與知識論上固有的認識,並且用這個新的認識來說明現代化過程下發展出來的城市與區域(至少在先進工業國)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後,如何進入了一個解組與重構的過程,轉化成為一種新的地理局勢,形成了他所謂的後現代城市或者後大都會。
身為一位左翼的地理學者,索雅所發展出來的都市與區域觀點絕對不是學院中的時髦理論遊戲而已(僅管他的著作中確實少不了時髦術語),而是企圖從最抽象的本體論哲學出發,反省空間、時間、與社會的關係,開啟地理學研究的新途徑,並將之用來解釋十九世紀以來資本主義都市化的過程與後果。這些努力的目的,其實都是想要更深刻地了解世界,讓世界變更好,想回答的是列寧在一九〇二年著名的提問:「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不過,由於這樣的學術方案,勢必涉及當代西方的諸多理論,包括政治經濟學、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也必須跨足地理學、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不同學門,再加上著作中具體案例也多以美國或西歐為背景,因此索雅的中譯著作對於台灣一般的讀者來說,多少會造成一種敬而遠之的效果(其實我懷疑英文的讀者也差不多)。
不過《追尋空間正義》這本書和他以往的著作有很大的區別。首先,我認為這是索雅蓄意寫的一本地理學的「科普」小書,想要讓非學院的讀者能更接近他的思想。從全書的篇幅來看,相較他過去的三部曲,本書確實是一本小書。而從文章的體例與格式來看,本書也和尋常的學術著作相當不同。讀者會發現,在正文之中幾乎沒有出現什麼容易干擾閱讀的文獻出處或注記,而是代之以一篇相當龐大的附注在書末,讓有興趣深入的讀者自行參閱。至於本書的內容和敘事的方式也和正規學術著作大相徑庭,全書的破題從一個都市社會運動的描述開始,而書中除了第三章以外,幾乎沒有談到什麼理論,只有具體的個案分析。不過,儘管本書是以非學院讀者為主要對象,其論證依然相當嚴謹,而且他過去所建立的理論仍然貫穿全書,只是以更精鍊、簡白、可親的方式呈現。
其次,這本書很直接地針對都市社會運動的策略及方案進行分析與倡議。索雅在書中就明言,他寫這本書的目的主要是要和從事實踐工作的社會行動家(social activists,在台灣通常被稱為社運人士)進行對話。他過去的作品總是通過豐富而厚重的理論來解析都市與區域問題,這個作法固然生產出許多創新的洞見,但是不免給讀者留下了一個「然後呢?」這樣的問題。但是,正如他在本書中第五章中所坦言,UCLA活躍的都市規劃系學生要求他必須將理論投入實際的社會與空間實踐,因此本書可以說是他的回應,是他對都市變革所提出的處方,是他結合批判理論與規範理論的一個嘗試。事實上,「正義」就是一個規範性的問題,它不只是個「是什麼」的問題,而更是「應該做什麼」的問題。在索雅前一部著作《後大都會》的後記中,「空間正義」這個概念第一次出現在他的著作中。經過十年的的摸索與思考後,他將這個概念發展成本書,並且具體以洛杉磯的都市社會運動發展來說明正義如何可能實現。這本書也說明了索雅的政治立場:唯有草根民主運動才有改變城市社會的可能,但是這些運動必須立基於對於全球化脈絡下空間發展邏輯的高度覺知。
拉開本書「序幕」的,是一九九六年洛杉磯法院判決的公車族聯盟決議案。這個故事讓我們知道,洛杉磯的社運團體,如何迫使市政府將原本用來興建地鐵的龐大經費,轉移至公車服務系統的改善;因為仰賴公共運輸的窮忙族需要的是具有安全、彈性、遍佈全市的公車路網,而非少數穿越富人社區的地鐵路線。這個案例點出了本書所要討論的幾個主題,包括:空間的不平等如何暗藏在都市規劃的實務之中;這些不平等如何與種族、階級、性別高度相關;空間思維對於社會運動策略形成的重要性;不同目標的社會運動如何在空間不義的議題上進行結盟、擴大反支配的力量。這個故事會讓我們聯想到近年台灣前瞻建設計畫中輕軌建設的爭議,這個爭議背後其實就是一個空間正義的問題,只可惜我們把決策給完全留給代議政治,缺少了草根運動組織動員所形成的直接民主。
緊接序幕之後的是一個簡短的導言。除了對之後六個篇章的預覽之外,導言中最重要的是說明空間正義這個核心概念。索雅主張,正義或不義的實現,必然包含了一個空間向度,必然有一種空間因素。空間不只是歷史或社會事件的場景而已,空間就是事件產生的原因或必要條件之一。正因如此,社會正義這個概念必須被拓展與重構,把空間要素置入其中,讓追求正義的政治或社會運動能清楚意識到因地理所產生的不平等,並且打破這些不平等。打破地理不平等可以為各種行動團體找到合作的平台;也就是說,團結起來的不只是全世界的勞工,也包括了在地的社區與各種新社會運動。
第一章分為三部份。第一段簡要地回顧了空間理論從二十世紀末以來的發展,並且如何為各個學門誤用。這部份在《後現代地理》一書中有非常深入的探討,這裡可以說是為讀者幫他過去的研究做了一個簡明、「白話文」式的摘述。第二部份則說明了正義作為政治目標,為何在當前的世界廣為採納,成為各種行動主義的背後驅力。在此他也強調了社會運動超越單一軸向(例如階級、種族、或性別),相互結盟的重要性。熟悉《第三空間》的讀者在這裡應該回憶起他在該書中更周延的論證,不過在這裡,新添加的元素包括了正義作為運動結盟的平台,以及將傳統上認為是互斥的社區運動與勞工運動結的可能性。最後,索雅說明了選擇洛杉磯作為經驗分析的理由。
就我個人閱讀感受而言,第二章是本書最精采的一章,如果讀者願意的話,其實也可以從這章開始閱讀。本章藉由種種的例證,來告訴我們各種社會的不義,如何通過空間的手段來完成。他把這些不義的產生分為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以及區域的不均等發展等三類。由上而下指的是體制上的空間安排,實例包括巴黎的勞工社區、歐洲中心東方主義的「想像地理」、美國的選區劃分、南非的種族隔離、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佔領區、門控社區、以及公共空間的私有化。由下而上所討論的則是因區位競爭、文化觀念等非制度性因素所產生的不義地理,具體例證包括資本主義都市化的都市形態、法律上的空間歧視、環境正義、以及抵抗地理的形成。區域不均等發展則明白揭示了在不同的地理規模或尺度上,不義的產生,以及對抗這些不義的努力。最後,他對新自由主義都市政治下的城市競爭提出了強烈的批判。
有人認為所謂左翼或者基進,就是從最根本之處,一探世界究竟的精神,索雅在第三章的理論建構中充分展現了這種精神。在此,他先說明了知識的不同形式,包括本體論、知識論、理論、經驗研究、以及實務應用。對索雅而言,這五者之間的一致性非常重要,因此他首先在本體論方面先反省了空間、時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由此推演出空間生產對於正義的重要性。接著,在理論的層面上,他指出了正義觀念的都市起源,同時也簡短地繞道羅爾斯與楊,並進入到上個世紀末關於空間與正義之間的先驅作品。接下來,他用較長的篇幅分別探討了知名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正義理論、以及另一位知名社會哲學家昂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城市權概念。這一章很詳盡地探討了本書核心概念空間正義的理論基礎,不過對一般讀者來說,可能有一定程度的陌生感與困難度。對於理論不熟悉的讀者或許可以先跳過這章,最後再反過頭來咀嚼也無所謂。
第四章是以洛杉磯為案例,說明新空間意識與思維的形成,如何讓以生產領域鬥爭為主軸的勞工運動,以及以再生產領域為主軸的都市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並形成爭取正義的強大力量。在這裡,索雅呈現的是一個和好萊塢電影場景完全不同的洛杉磯:佔了人口百分之四十的窮忙族,必須從事兩份或更多的工作來維持家計(所謂「斜槓人生」!);製造業外移後留下的大片頹敗社區,對比光鮮亮麗、四散林立的商務帶;市中心看不見的「第三世界」,聚集著各種血汗工廠;一九六五年與一九九二年兩次因為種族與階級衝突引發的流血暴動。但是在這個看似絕望的場景中,索雅試圖用一些成功的社會運動來引領讀者窺見希望之所在。舉例而言,在反企業關廠的勞工運動失敗之後,運動團體認識到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有效的勞工運動必須針對無法任意流動的雇主發動,例如地方政府、觀光業、或者其他難以脫離在地脈絡的企業。此外,他們也認識到,就業機會、就業條件、薪資等問題,其實也和地方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勞工和社區開始形成了新的同盟關係。
第五章索雅以半自傳的方式,回顧了UCLA都市規劃學程的創立與發展,以及這個學程最主要的特色:將知識與行動連結。學程第一任主任約翰.傅利曼(John Friedmann)曾寫了一本規劃理論的經典著作,《公眾領域的規劃:從知識到行動》(1987),書中主張規劃行動未必只能由國家機構引領。相反地,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甚至革命行動,也是規劃的一種樣式。這說明了該學程獨特的精神,也是當初我選擇這個學程就讀最主要的原因。可惜的是,根據索雅的說法,在我一九九六年就學時,這個學程經過院系調整之後,不若過往有那麼充裕的資源可以和社區進行更有活力的連結。不過根據我自身的經驗,身邊博士班的同學大部份都是身經百戰的社會行動家,而系上大部份的老師基本上不是左派也是偏左的自由派。系上絕少有主流都市規劃科系那以計量分析或地理資訊為主的課程,反而都是在探討階級、種族、性別、文化等議題。全系師生堅持正義的知識立場可說仍然非常清楚。
最後一章,索雅在補充了幾個二十一世紀之後的正義運動之後,以二〇〇八年全球經濟危機的觀察作為全書總結。在此,他再一次強調空間正義和城市權兩個概念的重要性,因為它們可能是在當下這個分崩離析卻又極度不平等的世界中,召喚不同運動主體抵抗與結盟最有效的理念之一。
起心動念翻譯這本書,有社會性的因素,也有個人的因素,不過這兩個因素也並非完全徹底二分。我從二〇〇三年開始任教以來,除了教學研究之外,行有餘力之際也斷斷續續參與了一些都市社會運動,遠的像是樂生院保存運動,近的像是塭仔圳反迫遷運動。另一方面,在這幾年間,因為工業發展、都市開發、都市更新、古蹟保存、環境保育、住宅需求、社區營造、公共建設、觀光發展而引發的反對運動或是政策倡議可說是層出不窮,在此也不需多加列舉。此外,社會貧富兩極化的現象也在近年來越演越烈,而這也開始反映在城市空間上所謂的蛋黃區、蛋白區、甚至是蛋殼區的分劃上。上述的個人經驗以及社會觀察,讓我不斷思考以下問題:正義的都市政策到底如何界定?誰享有特權,誰的權利被剝奪?空間資源的分配如何更民主?如何改變台灣都市規劃專業教育,使更多專業者從政府或企業顧問位置,轉而與受不義對待的民眾站在一起?
在二〇一二年,我得知索雅出版了這本書,立刻找來閱讀,讀完之後,覺得書中所談論的主題可能對我們在台灣本地的規劃實踐或社運實踐有一些參考價值,尤其這本書就像前文說的,是一本容易親近,為了和社會行動家溝通而寫的書。二〇一五年秋天,我向前來選修我課程的兩位優秀的輔大心理系研究生(他們同時也是社會行動家)王丹青及謝碩元提議共同翻譯本書。於是我們便以讀書會的形式,分頭翻譯,並每個月定期找其他朋友分享譯稿,共同討論,最後完成了這本書的翻譯。在初譯的過程,我自己負責序幕、導言、第三章、第五章,其他各章則由王丹青和謝碩元共同負責,而最後全書的校訂與修稿則是由我完成。我們原本計劃在翻譯完成之後,邀請索雅為中文版作序,甚至邀請他來台灣演講;然而不幸的是,在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索雅就因病告別人世,相當令人遺撼。
二〇一七年我邀請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安娜斯塔西亞・盧凱多西德羅斯(Anastasia Loukaitou-Sideris)來台訪問時,她告訴我索雅在其生前仍抱病完成了他最後一本著作《我的洛杉磯:從都市重構到區域都市化》(2014),這尤其令我感嘆與欽佩他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以及他對生活了四十年的洛杉磯之熱情。這也讓我回想起他在課堂上種種精采的演講,以及對學生嚴格的要求。言猶在耳的話是他在我博士資格考時,用一貫幽默但慈詳的語氣對我說:「我們不是要對你施壓,而是要讓你擴展(We are not going to stress you, but to stretch you)。」而我確實從他課堂演講、私下指導、以及閱讀他的著作中,建立了我後來研究與行動的基本價值觀。藉由這本書的翻譯,我希望能對他表達個人的敬意與追思。
本書按原定計畫,本應於二〇一七年中出版,但是出於某些原因,原來的出版社終止了出版計畫。感謝董建宏教授的引介,以及開學文化出版社的支持,現在本書終於得以面世。我也要感謝原出版社編輯劉佳旻女士參與我們每次的討論,並提供了許多在翻譯上非常有益的建議。回想起來,和丹青、碩元、佳旻以及其他同學定期的分享與討論,對當時的我來說,還真是一段非常鼓舞與愉悅的時光。但是,我也體會到,雖然已盡了最大努力,這個譯本離「信、達、雅」的標準還有一大段距離。書中若有詞不達意、甚至誤讀原文的地方,還望各方先進不吝給予指正。我常告訴學生,外文作品的中譯本讀不懂,通常是譯者的問題,也許看看原文就懂了。希望同樣的問題,不要在本書中發生太多次。



參考文獻

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2011。《正義:一場思辯之旅》(樂為良譯)。台北:雅言文化出版社。
(Iris Marion Young)2017。《正義與差異政治》(陳雅馨譯)。台北:商周出版社。
索雅(Edward W. Soja) 2004。《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王志弘、張華蓀、王玥民譯)。台北市:桂冠出版社。
蘇賈(Edward W. Soja)2004。《後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Soja, Edward W.2006。《後大都市:城市和區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鈞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Friedmann, John. 1987. 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From Knowledge to A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oja, W. Edward. 2014. My Los Angeles: From Urban Restructuring to Regional Urbaniz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oja, W. Edward. 2000.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Oxford: Blackwell.
Soja, W. Edward. 1996.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Oxford: Blackwell.
Soja, W. Edward.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9年7月8日 星期一

都柏林 2019 City Future 研討會


很多年沒有出國在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了了,上一次出國發表是2013 年冬天去阿姆斯特丹,想來也隔了許久。年紀漸長,越來越不喜歡搭長程的飛機,每次出國回來都像去了半條命。而且我生性害羞,要在一個都是陌生人的場合中用英文跟人社交,對我跟本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此外,這幾年當中,我研究做得越來越慢,久久才能寫出點東西,更不要說是英文的東西(也許我應該開始用英文來寫網誌⋯⋯)。不過不管如何,我還是決定出去聽聽現在學界流行什麼。去年下半年在蒐㝷可以投稿的研討會時,一方面要小心不要投到所謂的「掠奪性研討會」,二方面又要找一個和自己興趣相符的研討會,後來就看到了一個頗有吸引力的會議,主題叫做Creating Just annd Sustainable Cities http://cityfutures2019.com,於是就把我先前寫的一篇關於非正式都市論文論文改一改,拿去投稿,運氣不錯,就被接受口頭發表了。

會議地點在愛爾蘭,一個像天一樣遥遠的地方,要先飛到阿姆斯特丹,再轉機到都柏林。我從我離家往機場開始算,到了都柏林的旅館時,總共花了整整二十四小時的時間。確實辛苦。不過在研討會中,聽了主題演講,以及參與了幾場sesseion,倒是覺得不虛此行。當然,會議的主題非常多元,場次也非常多,但我主要參加的場次都是與城市的非正式性有關。

大會主題演講由Julin Agyeman主講,他本身就是just sustainabilities 這個詞的創始人,我事先並不知道,其實我在十年前就讀過他的書。永續性這個字,不管在國內外,強調的都是不同世代間的正義,可是它原始定義的另一半,同代內的正義,卻常常被忘記。因此十幾年來,他倡議的就是永續性確實建主在一個地球生態系統的有限性上追求好的生活,但是這個好生活應該是每個地方、每個人都值得擁有的,不只為了未來,也為了現在。在本次的演講中,他以都市規劃與設計、食物正義、共享城市(絕非現在流行的共享經濟)、以及跨文化城市規劃來說明他的一固理念。

























我後來參加了兩場在談第一世界非正式聚落的場次,主題叫做Inhabiting outside the law I & II。其中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以色列學者Oren Yiftachel,他本身是猶太人,但卻對以色列政府處理境內巴勒斯坦人居的政策痛加撻伐。在在某些區域的巴勒斯坦人世居此地已經一百多年,但是以色列政府卻把他們列為違建聚落,除非他們能提出十九世紀奧圖曼帝國的所有權狀,這當然是強人所難,所以這些人就被驅離。這個例子突顯出一個問題,到底土地的合法性是誰決定的?到頭來,所謂合法/非法,其實都是由當代的政權來定義的。這,不也是我們在台灣的許多所謂違建聚落被拆除與驅離的問題一樣嗎?舉世皆然。



此外,有好幾個在意大利的個案以及一個奧地利的個案,也讓我們看到,其實非正式聚落在第一世界的存在遠比我們所想像的要多得多。





我自己發表的那場,主題是Creating the just city through new spaces and uses。幾篇來自歐洲、拉丁美洲、以及我自己台灣塭仔圳的案例,不約而同在討論臨時性空間與社會動員的關係,以及這種空間與時間的佔用形式,是否有助於形成更公正的城市。討論相當熱烈,不過在場的亞洲人只有兩三個,而且時間並不長,所以我沒有辦法把台灣的狀況介紹的很清楚。但是能看到一些他山之石,讓我很有不虛此行之感。




最後,都柏林是一個很友善的地方,愛爾蘭也有很有曲折的歷史,這就留待後話了。



2019年5月14日 星期二

透視農地違章工廠/農工相剋 地主民代偷笑

(本文刊於聯合報民意論壇5月14日)
美國知名文化地理學者Don Mitchell曾寫過一本書《土地的謊言:移工與加州地景》,揭穿加州美麗的農業地景,其實是建立在拉丁裔農場工人的剝削之上。我想到這本書,是因為最近不少環團、文化人士批評立院初審通過《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案,他們主要訴求是驅除農地違章工廠、停止對農地汙染、還地於農民、恢復農村美麗地景、提供全民無毒食物…
我不反對這些農村願景,也認為政府應建立一套可執行的律法來管理工廠的區位;然而有關違章工廠的討論,欠缺對勞工或農民的生計的理解與分析,他們被環保論述遮蓋住了,如果不討論他們,土地的討論就真的成了美麗的謊言。我希望提供一些不同角度的觀點,讓討論更周延。
第一個觀點,台灣大部分勞工原來都是農民,因為農村經濟凋蔽,被迫轉換到工業部門。留在農村的中高齡居民,有些人無法再耕作,就把農地出租或出售給工廠,賺取生計。這一切都是在市場供需邏輯下完成的。
第二個觀點,工廠何不在工業區營運,而要跑去農地建廠?主要是當年政府完成了農地改革,卻沒有進行都市土地改革,提供了都市土地價格炒作的機會;面對不合理的土地價格,許多傳統產業自然會往農地發展。政府劃定了不少工業區,但由於區位問題,沒有廠商願意過去,如彰濱工業區就是一例。
第三個觀點,政府為什麼縱容農地違章工廠汙染環境?其實應該這樣問:為何政府也縱容合法工業區的汙染?台塑六輕、長榮石化、日月光、RCA…,不勝枚舉。這其實是以出口導向帶動經濟發展的後進國的悲哀。台灣產品要在世界市場競爭,價格也是關鍵因素。為壓低成本,代價就是低薪資、犧牲環境。
第四個觀點,產業有群聚效應,高科技產業在政府大力扶持,徵收大量農地蓋廠房,創造群聚。傳統產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型的傳統產業,自尋生路,租用農地廠房也形成了群聚。更有趣的是,高科技產業部分產品零件由違章工廠提供,以降低生產成本。所謂合法非法,並不能一刀二切,他們就像黑白道一樣共生。
第五個觀點,根本問題是,台灣經濟發展到底要往何處去?以農產品出口為主?以工業產品出口為主?以觀光業為主?以房地產市場為主?回到現實,農業產值低,內需尚且不夠,我們多少食物是仰賴進口啊!建立可維持合理土地成本且區位恰當的工業區應是當務之急。當然,工業區要嚴格控管汙染排放。
我對政策的建議是:一、大工廠在農地是否就地合法化,要看當地是否還有大量農作,有的話就要遷往工業區。如已形成產業聚落,就變更為工業區。二、幫小工廠設立區位合理、負擔得起的工業區。三、終極問題是,要配合台灣未來發展模式,進行合理可行的土地使用規劃。
國土計劃法能約束便宜行事的土地炒作與城市發展,該做農業就別做工業,該做工業就別做住宅;等農地被破壞,其實土地價值反增,屆時住商開發依然會回頭驅趕工廠生存,這會導致產業發展的不穩定性。千要不要形成工農相剋的困境,卻讓地主及民代在後面偷笑。

2019年5月13日 星期一

空間運動中的社會設計——美華新村

 [本文修改後刊於《2014-2018台灣景觀選-論述部份》(2019)]      

      建築設計、景觀設計、與都市設計等關乎空間的設計專業,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上,為社會負起責任、為邁向更理想的世界盡一份心力呢? 本文試圖藉由檢視一個不太引人注目的個案,來探索空間、社會與設計之間的關係,以及空間設計在社會轉化中可能扮演的角色。這個個案,就是位於新北市塭仔圳地區的美華新村。

空間(社會)運動?社會(空間)設計?

        在進入美華新村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解釋一下本文標題中的兩個用語:「空間運動」以及「社會設計」。一般人應該比較習慣「社會運動」與「空間設計」這兩個詞,而且大部份人可能覺得社會運動與空間設計是兩件毫不相干的事情。我在標題中刻意使用空間運動與社會設計這兩個和傳統用法形成對比的字眼,一方面是想說明,近年來社會運動愈來愈意識到都市空間產生的不平等問題,二方面則是想強調,其實現代空間設計專業的起源,和社會問題的解決息息相關。

        空間使用方式如何造成社會的不平等,近年來逐漸為社會科學界所認識。早在1960年代晚期,法國的哲學家列斐伏爾(Henry Lefebvre)就提出了這個看法。列斐伏爾(1976)主張,城市的空間生產,乃是資本主義為了創造其根本利益的一種手段,而且其空間後果經常造成社會資源的不均等分配。舉例而言,從十九世紀中期奧斯曼男爵為巴黎所作的大規模清除式規劃開始,世界各地的市政當局就經常藉由都市規劃的手段,將勞工階級的住宅強遷到城市的邊緣,並把市中心留給資產階級以及統治者來使用。其後,美國地理學家哈維(David Harvey, 1973)也指出,都市規劃的常態運作,往往藉由土地使用分區、都市更新等手段,將公共資源導向偏坦富人與有權勢者的一方;而窮人與其他弱勢團體,則在健康、教育、與福利等公共服務的提供方面,相對遭到漠視或邊緣化。因此,爭取城市空間的生產與塑造權力,就成了弱勢團體進行鬥爭的一個重要場域。這種為改變城市空間而興起的都市社會運動,在二十世紀晚期越來越普遍,其中一個成功的案例乃是1996年在洛杉磯的「公車族聯盟」(Bus Rider Union)發起的運動,他們成功地將洛杉磯原本要為中產階級建設昂貴通勤軌道的市政預算,轉移到對大部份勞工更實用的公車系統改善方面(Soja, 2010: vii-xvii)。在上述脈絡下,空間運動這個措詞,可說是更恰當地說明了近年來種種泯除空間不平等之運動的特質。

        至於社會設計這個說法,今天在台灣雖已蔚為一個流行的口號,但是它的定義卻隨著不同立場的團體而異;若要勉強為它找到一個公約數,也許是位於矽谷的設計公司IDEO 執行長暨總裁布朗Tim Brown, 2010所提的,就是從「人」的生活學習,找到符合人性的解決方案。然而,所有空間設計的從業者必然覺得這不過是老生常談,並無創新之處。至少從1960年代開始,在林區(Kevin Lynch, 2014)、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sancer, 1994)、鶴斯特(Randy Hester, 1982)等人文主義規劃師、建築師的倡導之下,以使用者為出發點的設計,早就是空間設計領域當中雖不是最主流但也是經典的設計範型之一。同樣地,在工業設計的領域,從1970年代的瑞典設計家巴巴納克Victor Papanek, 2013),到1990年代英國設計學者懷特里(Nigel Whiteley, 2014),莫不認為設計師不應該為了消費主義而設計,因為消費主義只會製造更多的社會問題,而不是解決社會問題,完全違反了設計作為解決社會問題手段的理念。因此他們都呼籲,設計師應該「為社會而設計」。而這讓我們回想起二十世紀初期的包浩斯運動,其初衷就在思索如何利用工業化的優勢來改善工業化初期勞工階級的生活品質。

        不過,儘管為社會而設計是現代設計運動源遠流長的傳統,我們仍不得不承認,今天許多空間設計人員儘儘單向地把設計視為一種追求形式創造的事業;正因如此,設計事業在不知不覺當中就被消費主義所綁架了。在這個情況下,不管社會設計如何定義,我想它至少提醒了空間設計者,空間設計規劃與社會發展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回應前文所提的空間分配與社會平等正義之間的關連,空間設計規劃既可能作為統治者的工具,但也可能成為協助被統治者主張自身空間權利的推手。以下,讓我用美華新村這個例子,說明空間營造如何在社會設計的理念下,協助了空間運動的推動與進展。

美華新村的反迫遷運動

        美華新村於1966年建成,座落於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同時也位於跨越新莊與泰山的塭仔圳地區之內,周邊為合法或違章的工廠所圍繞。社區內共有四十三戶,在整體平面配置上形塑出雙T型的空間分布,建物彼此前後相互緊鄰,左右相互依偎。每一戶大小約為十五坪,一樓前方為客廳,後方為廚房;二樓兩間房間,二樓上方有個小閣樓,作為置物空間或小房間使用。十五坪的空間,對於一個家庭的使用而言相當擁擠,因此居民用鐵皮頂樓加蓋的方式,來增加可使用的空間。在完工初期,社區居民主要是當時擁有較好經濟能力的外省老榮民。其後,因附近工廠北華塑膠工業員工住宿的需求,漸漸演變成以工廠員工為主要居民。北華塑膠工業約於1960年建立,主要的產品為塑膠拖鞋、布鞋、籃球鞋等,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工廠,於1991年關廠結束營業。在該工廠關廠後,美華新村居民多改到其他製造業工廠繼續工作,部分則直接退休,但是許多原來的員工仍然居住在美華新村當中(石依凡,2017)。



















美華新村巷弄一景(顏亮一攝)


        2015年,在新北市政府鼓勵房地產市場開發思維的主導下,通過塭仔圳地區的都市計畫變更,並以公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關於塭仔圳地區市地重劃的爭議,可參考顏亮一,2016)。受重劃計畫所影響的包含許多傳統製造業工廠、商家及住宅區,而美華新村正是其中之一。在計畫中美華新村約有三分之二面積被劃為公園綠地,但卻沒提出適當的拆遷或補償計畫。美華新村住戶大多為持有土地面積相對較小的地主,重劃後分配的土地面積也不足以蓋新建物,選擇領補償金離開該地後,也又無法應付目前的高房價,另覓可住的處所。因此,從2015年六月開始,美華的居民就組成了「美華新村自救會」,並與塭仔圳地區工廠業主組成的「塭仔圳反迫遷連線」共同到市政府、市議會、與內政部等地進行群眾抗議的行動。他們的主要訴求包括了重劃區排除美華新村、都市計畫退回重新審議等。市政府起初以必須全盤性考量來回應,回絕了居民的要求。但是經過了數次群眾動員的抗爭,市政府最後終於在2017年七月決議,市地重劃持續推動,但是將美華新村排除在重劃區之外。換句話說,美華新村居民被迫遷的危機暫時解除了。

打造閒置老屋作為運動的公共空間

        美華新村反迫遷的空間運動有很多值得探討的面向,不過本文只打算就空間設計實踐如何介入這個社會過程來討論,我想呈現給讀者的場景發生在社區內一棟已有四十年歷史、半傾頹的老屋。由於長期閒置的關係,加上居民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心態,這棟老屋變成了社區內一個被人任意棄置垃圾的場所。然而,由於反迫遷運動的進行,不但改變了這棟老屋,更使得老屋成為社區動員的集會場所與象徵性地標。從反迫遷運動一開始,美華新村就得到社區外許多團體的聲援,其中包括了部份地方政治人物、學者專家(我本人也是其中之一),以及新莊社區大學等。而在2016年初,更有一群學生團體因為認同反迫遷的理念進駐了美華新村,協助居民從事動員、組織、與對外尋找資源的工作。就在與居民互動的過程中,學生們發現這棟空屋可以用來作為各種聚會的場所,於是就帶動了自救會的成員,協同社區居民,共同整理了老屋的環境,將垃圾都清運出去。這個整理環境的活動,本身就有加強居民向心力、維持自救會活力的功能。但是除此之外,學生團體又進一步和居民合力幫老屋的牆面以彩繪的方式進行美化。



















閒置老屋改造前室內(顏亮一攝)





















學生團體的彩繪(陳婷汝攝)


        以彩繪美化社區環境在台灣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然而老屋壁面彩繪在美華新村空間運動的時勢下,卻另有深刻的意涵。這個彩繪的故事內容主要是描繪居民過去的生活,像是居民過去在社區旁塔寮坑溪釣魚的過往活動。不過更重要的是, 彩繪也描繪了當地一個共同信仰的神祇:義愛公。義愛公有一個相當特別的傳奇身世:相傳他在生前乃是日治時期任職於嘉義東石的日本警察森川清治郎。雖然身為殖民政府的警察,但是他卻在鄉里扶弱濟貧。最後森川警官因為無法接受殖民政府對東石居民課徵的苛捐雜稅,在無力代繳的情況下自盡,身後被居民奉為義愛公。之後因有東石居民移居美華新村,故也將義愛公分靈至社區內的北巡聖安宮。聖安宮是平日居民聚會聊天的場所,也是在市地重劃推動後,居民會商自救行動的地點。而義愛公則成了他們行動的某種精神支助,因為他當初發揚的是某種義愛抗暴的精神。在彩繪當中身著警察制服的角色即是描繪義愛公,而他身後則是漂浮在空中的香爐。這幅作品表現了一種反抗不公義官僚的精神,也代表了神明對社區的佑護,為居民所津津樂道,因此確實加強了這個老屋的象徵性地位。

























彩繪中的義愛公(陳婷汝攝)


        老屋經過學生團體與居民的整理美化之後,不但形成了美華社區一個實質上的公共場所,也成為一個銜接更大公共領域的基地。這是因為,不只各種社區會議在這裡進行,它也成為對關心反迫遷運動外來人士的一個解說場所。此外,老屋和屋外的空地,也成為偶爾舉辦大型軟性抗爭活動的地點,例如2016年九月和2017年五月,反迫遷團體就分別在這裡舉行了「塭仔圳美華新村反迫遷音樂會」以及「一卡皮箱──塭仔圳皮影戲說故事」等活動,而新莊社區大學每年固定舉辦的「新莊散步節」也把學員帶到這裡來參訪。藉由這種種活動對外界說明美華新村的處境,在某個程度上也對市政府造成了一種輿論上的壓力。這說明了,老屋的改造有幾個對反迫遷運動的貢獻:首先,改造行動本身凝聚了社區的共識;其次,老屋的彩繪,喚起了居民的記憶;第三,老屋本身也成為一個居民內部、居民對外的溝通場所;而通過種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內外溝通過程,則又強化了居民爭取空間權利的集體意志。


















學生向國外學者說明美華新村的歷史(顏亮一攝)

       不過更有趣的事情還在後面。新北市政府自2008年以來,每年固定會執行「新北市社區規劃師」專案。雖然每年的執行方式不太一樣,這個專案大體上至少包括兩個份:一是舉辦社區規劃師的培訓課程,只要是市民都可以自由參加;二是鼓勵新北市各社區提出環境美化的方案,經市政府評選後,提供獲選社區環境改善的工程經費。在美華新村被排除於塭仔圳市地重劃的範圍之後,有部份的居民仍持續關注各種都市空間的議題,因此參加了2017年度「新北市社區規劃師」在七、八月份所舉辦的社規師培訓課程。也因為這個課程的關係,居民們知悉美華新村也有資格自行提案進行社區環境美化的方案。於是,社區居民便以上述的老屋為基地,取得屋主同意開放公眾使用,以「美華新村──我們一起變老」為主題,向市政府提出了經費補助的申請,提案的訴求在於「重新整理閒置空間,打造無障礙通道,配合社區活動,讓空屋廢墟重生為社區活動據點」。這個提案後來在將近30個社區提案當中脫穎而出,被市政府選為15個獲得專案經費補助的社區之一。

        獲得補助之後,經過了兩次的社區工作坊,老屋的環境改善工程在2017年十月中展開。主要的工程項目包括:社區居民共同進行一樓室內牆面粗胚施作與粉刷,讓室內空間整體感受更為舒適、明亮,亦增加安全性;安裝房屋正面的拉門以及側面的木門,以阻擋風塵雨水,並讓室內空間的維護管理更加便利;設置簡易無障礙坡道,讓年長居民更方便進出;屋頂做排水孔、清除積水,而天花板則進行鋼筋除鏽以及水泥補強,以解決漏水的問題。除了居民以自行動員和雇工購料的方式改善老屋環境之外,鄰近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的師生也利用設計課程的實習機會,協助社區在老屋後方的小戶外空間進行簡易綠美化的工程,更添增了老屋在空間使用上的多樣性。所有的工程項目在十二月份完成驗收,最後在社區舉行「一人一道菜」的慶祝活動中告一段落。




















居民動手改造老屋(顏亮一攝)






















閒置老屋改造後室內(顏亮一攝)



















閒置老屋改造後,後方的小庭園(顏亮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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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成為節慶聚會場所(顏亮一攝)
       

空間-社會設計是什麼?

       其實如果就實質空間本身的營造而言,美華新村這個閒置老屋的修繕並不完整,更稱不上完美。當一個對美華新村動員過程不了解的人經過那棟房子時,可能只會認為它是一個並不起眼的破屋。而就主流設計專業的觀點來看,恐怕也會認為這幢由各種廉價建材修修補補的房子沒有任何設計、甚至美感可言。但是,如果我們把空間形式創造與社會關係的構成一起放在一個動態的時間過程中來理解,那麼環繞著這個平凡老屋的種種營造行動,其實正是我所說的社會設計的一種特殊類型。在美華新村被排除於重劃區範圍外之前,無論是居民動員清掃老屋垃圾、學生團體進行壁面彩繪、或是利用這個場所進行種種動態活動,都是藉由這個場地的「活化」、「再利用」來促成反迫遷運動的成效。這是社區居民自我賦權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也是一種在空間向度的社會設計。反過頭來,反迫遷運動也強化了社區居民之間休戚與共的情誼,並且讓居民願意持續維持與經營這個公共場所,因而在反迫遷運動結束後,還去向政府申請建物硬體改善經費的補助。

        最近在台灣頗受矚目的日本設計師山崎亮(2015)說過,社會設計乃是以設計凝聚社區,並以社區的力量解決課題。事實上,在台灣推動多年的社區營造就是社會設計的一種實踐方式。不過,美華新村的特別之處在於,相較於諸多由公部門所補助的社區營造案例,它起始於反對公部門迫遷的空間運動,完完全全是社區由下而上爭取民主空間分配的行動,挑戰了被房地產開發所綁架的都市政策。而更特別的是,社區和公部門原本相互衝突對峙,但是到後來竟然成了相互溝通協作的伙伴,這也說明了國家與社區權力關係的翻轉,只有真正的社區動員才辦得到。正如人類學者丘延亮所說的(2017),這是一種「社會自我教習,要透過運動,這樣才能保持民主社會,因為民主不是給的,是搶來的。」在這個「搶來」的過程中,「設計」就其最寬廣的意義而言,在其中扮演了一個相當關鍵的角色。但是在這裡並沒有帶著英雄主義的設計師、也沒有封閉獨斷的設計論述與美學標準、更沒有為不動產市場開發的資金投入。相反地,這裡存在的是共享地方集體記憶的居民、為公共生活實際需求而發展出來的另類環境美學、以及追求都市資源公正分配與合理居住權利的社會動員。

      最後,我相信許多受過空間設計專業訓練的讀者可能很不習慣、甚至無法接受本文提出的思考方式。對於這些讀者,我的建議是,如果你能先忘掉自己是設計師這個身分,也許就比較能以更開放的心態來理解空間運動中的社會設計。畢竟,設計的終極目標是為了替社會大眾解決空間與社會的問題;它的首要任務是為了協助使用者擁有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為了成就設計師個人的自我實現。如果我們相信設計師應該擔負起社會責任、設計師可以藉由設計解決社會問題,甚至藉由設計促成社會變遷,那未來在面對交雜了社會與空間的議題時,為了能提出更佳的解方,空間行動的專業者(例如都市規劃、景觀設計、建築設計等)應該打破既定的分工,多和社會行動專業者(例如社會工作、社會企業、社會運動等)合作,共同協助被國家與資本支配的人民,在鋪天蓋地的消費社會與空間中,找到扭轉的機會,實現各種真實的烏托邦。




參考書目

1.       丘延亮。2017。〈非政黨政治過程和社會雙向運動:回顧與展望〉。《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6:237-254。
2.       山崎亮。2015。《社區設計: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不只設計空間,更要設計「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莊雅琇譯。台北:臉譜。
3.       巴巴納克.維克多(Papanek, Victor)。2013。《為真實世界設計:人類生態與社會變遷》,楊路譯。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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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區・開文(Lynch,Kevin)。2014。《城市的意象》,胡家璇譯。台北:遠流。
7.       亞歷山大(Alexander, Christopher)。1994。《建築模式語言》,王聽度譯。台北:六合。
8.       顏亮一。2016。〈資本積累、土地使用與空間正義:塭仔圳市地重劃案的省思〉。《建築師》,504:98-106。
9.       懷特里・奈傑爾(Whiteley, Nigel)。2014。《為社會而設計》,游萬來、楊敏英、李盈盈譯。台北:聯經。
10.    David, Harvey.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1.    Hester, Randy. 1982. Planning Neighborhood Space with People.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12.    Lefebvre, Henry. 1976.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 Nicholson-Smith.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3.    Soja, Edward W. 2010.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