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我和居住在LA的老友的對話，和大家分享
老友李博士說：
你的觀點很好，很多我都是第一次聽見，真的是學了很多。我認為居住是基本人權這個觀念很正確。但臺灣人因為傳統觀念，加上擁有炒作住宅的成本﹝稅收﹞太低，再加上你提到的房屋是有限資源，所以造成房價一直上漲。我印象中，臺灣的租金相對便宜。其實在美國，尤其是華裔，喜歡把收入的大部份投資住宅，常常一輩子成為房奴，可說是自找的，因為自己選擇要買自己收入無法負擔的住宅。
同意你對市場機制的論點。但這十多年，光看 Los Angeles areas，市場機制的力量其實也挺大的。以 UCLA 附近為例，Westwood 在 1980 年代很熱門，當年的停車費就要十五美金，到了1995 年，因房租高漲，很多 business 移出，到了Santa Monica三街，傍晚停車費降為四美金，這兩年又活潑很多。更有名的例子是 Culver City，七零年代是大城，有很多 car dealers，到我們讀 UCLA 時徹底沒落，這兩年又起來了，開了很多高極餐廳。洛杉磯區有八九十個小城市，這種良性的競爭、潮起潮落的現象，說也說不完。
又問你一個問題，為什麼擁有廣大相對廉價土地的臺北縣，尤其是三重、新莊、板橋、土城，為什麼從來也無法與臺北城競爭呢？尤其是在文化，與人民的觀感上。Washington DC 與 Boston 附近的很多鳥不生蛋小城，後來都成了高薪的高級住宅區，生活機能完善。
是不是正是因為中央、及縣政府的管制、對預算控制，及資源分配不平均，所以破壞了市場機制？試想，若臺北都會區變成類似洛杉磯，附近有四、五十個人口五到十萬同等級的小城市彼此競爭，自己收自己的地價稅、sales tax，各市有獨立的材政收入，可以決定自己的土地規劃變更，有citizen 組成的planning committee，真正的地方自制，百花爭鳴，我們的城市會變成如何？
同意你對市場機制的論點。但這十多年，光看 Los Angeles areas，市場機制的力量其實也挺大的。以 UCLA 附近為例，Westwood 在 1980 年代很熱門，當年的停車費就要十五美金，到了1995 年，因房租高漲，很多 business 移出，到了Santa Monica三街，傍晚停車費降為四美金，這兩年又活潑很多。更有名的例子是 Culver City，七零年代是大城，有很多 car dealers，到我們讀 UCLA 時徹底沒落，這兩年又起來了，開了很多高極餐廳。洛杉磯區有八九十個小城市，這種良性的競爭、潮起潮落的現象，說也說不完。
又問你一個問題，為什麼擁有廣大相對廉價土地的臺北縣，尤其是三重、新莊、板橋、土城，為什麼從來也無法與臺北城競爭呢？尤其是在文化，與人民的觀感上。Washington DC 與 Boston 附近的很多鳥不生蛋小城，後來都成了高薪的高級住宅區，生活機能完善。
是不是正是因為中央、及縣政府的管制、對預算控制，及資源分配不平均，所以破壞了市場機制？試想，若臺北都會區變成類似洛杉磯，附近有四、五十個人口五到十萬同等級的小城市彼此競爭，自己收自己的地價稅、sales tax，各市有獨立的材政收入，可以決定自己的土地規劃變更，有citizen 組成的planning committee，真正的地方自制，百花爭鳴，我們的城市會變成如何？
我同意台灣的政府權力過於集中，但是是集中在中央政府，事實上台北市政府預算較多也是從中央來的。現行稅制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不管公司在哪裡，絕大部份都上繳中央再來統籌分配，這也是為何每年各地方政府都會上演搶食預算大餅的戲碼。留在地方政府主要的稅收就是地價稅與房屋稅，這也是為何地方政府總是幫忙建商炒地皮的原因。
我贊成在體制上中央應該權力下放，增加地方政府的自主權，讓它們成為自由市場下的競爭者，這或許會增加地方創新能力。
但是徹底的下放也有它的問題。就拿LA來說好了，固然許多自治市治理得很好，但是像是Downtown 的洛杉磯市則束手無策，由於像是Watts 這種地方。我想你也知道以Wilshire Boulevard 為分界，南北是兩個不同的LA。
一個自治市會繁榮首先要有提供高薪的就業機會，但是這樣一定會帶動地價上漲，當然有了高的稅收，教育品質也會提高。相對地，原本就貧窮沒落的地方，地價也低，但政府也沒有足夠的稅收來改善公共建設與學校品質，住在那裡的窮人也搬不走，形成惡性循環。
所以我在UCLA上課時一個常被討論的議題就是，如何形成跨區的聯盟，或者一個區域型的政府，以調節市場所造成的問題。國內當初提出三都十五縣有這個精神，只可惜在藍綠的惡鬥下，又變成荒腔走板的鬧劇了。
以上拙見僅供參考。
我贊成在體制上中央應該權力下放，增加地方政府的自主權，讓它們成為自由市場下的競爭者，這或許會增加地方創新能力。
但是徹底的下放也有它的問題。就拿LA來說好了，固然許多自治市治理得很好，但是像是Downtown 的洛杉磯市則束手無策，由於像是Watts 這種地方。我想你也知道以Wilshire Boulevard 為分界，南北是兩個不同的LA。
一個自治市會繁榮首先要有提供高薪的就業機會，但是這樣一定會帶動地價上漲，當然有了高的稅收，教育品質也會提高。相對地，原本就貧窮沒落的地方，地價也低，但政府也沒有足夠的稅收來改善公共建設與學校品質，住在那裡的窮人也搬不走，形成惡性循環。
所以我在UCLA上課時一個常被討論的議題就是，如何形成跨區的聯盟，或者一個區域型的政府，以調節市場所造成的問題。國內當初提出三都十五縣有這個精神，只可惜在藍綠的惡鬥下，又變成荒腔走板的鬧劇了。
以上拙見僅供參考。
在討論公共政策時 "可惜在藍綠惡鬥下......" 彷彿成了最好的結語用詞,因為它解除了所有的責任. 其實在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下,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就是算計拉扯喊價妥協的結果,這是個現實,在討論問題謀求解決方案時是個應該被考慮進去的變數.如何從理想出發,在這個架構下篩選出幾個簡單有效率的訴求重點,藉由社會運動或進入體制等方法引導政客們一次一小歩的往理想的方向執行,才是"學者專家"的責任. 構思一篇結構嚴謹的萬言書,不如找出一個最有可能被執行的訴求重點.
回覆刪除你說得對，我會朝這個方向努力的，只是現在還沒有那種功力,請給我一點時間
回覆刪除Well, 都市計畫的學者有時還真可憐！因為社會科學者的學者，多數只要指出問題之所在，並且提供分析的工具或者分析的結果，政治人物與官僚們，在領了人民的薪水之後，就應該去思考這些問題。
回覆刪除不過在台灣，好像學者被迫不但要能「批判」，還要能「建設」！我個人會認為，這些工作勢要有所分工的。如果每一個學者，都又要批判又要提出解決問題的方式，難免會落入「菁英主義」的思維邏輯。如果我們相信民主體制與社區自主參與，或許身為「學者」真正對社會的意義，視力用國家供給給我們的時間與薪資，好好的將社會的議題，分析其背後的問題與邏輯，並將真相揭發出來，然後由人民通過民主的程序來判斷，或許這才是比較好且合理的作法！
我一方面很同意建宏的看法，不過把實際都市政治過程當成變項的一部份不也是倡導式規劃師的看法嗎？在美國當批判學者好像容易些，因為有很多進步的社運、政運人士去實踐理念，台灣的環境不一樣，不過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還是得想出一些有創意的辦法吧。建宏兄，你同意嗎？
回覆刪除我很同意亮一的看法，我們作為一種「被迫選擇」的「體制內規劃師」，是應該更積極的參與社會，並交政治過程作為我們規劃分析與設計時的一個重要變項。正如同Prof. Peter Marcuse一直都是執業的律師，一直都在幫助紐約市內的勞工與Africa American打住宅權利的訴訟。其實我們選擇這樣一項工作 -- 在大學教學，不也是因為看到我們的老師們早年的社會參與。
回覆刪除只是，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與國家威權統治的邏輯，設計了教授升等這些種種的限制，真的讓學術界能投入社會參與的能力與機會越來越少了。這不單單是我們這輩的問題，很早以前就已經是美國學術界爭議的議題。除了少數學者，像你的老師Soja外，多數美國的都市社會學者，特別是比較年輕的，在學術記點與升等的壓力下，都只好成為「嘴巴左派」。這我在紐約，特別是New School 看到最多。所以，有時候也不免感嘆，資本社會的邏輯真的是太厲害了！
當然，我們如果可以，還是應該通過集體的合作，參與社會的公共事務。不然，我們對學生的許多教學，都會變成是嘲諷我們自身的「咒語」。正如同Marx所言，「哲學家只是用不同方式來詮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