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莊烏托邦論壇

瑞典地理學家肯尼斯．歐爾威格（Kenneth Olwig 2002）從歷史的考證指出，地景（landshaft）在文藝復興時代以前的北歐地區，指涉的是人民自治的政治社群，以及該社群自我管理的習慣法，也就是當地習俗所形成的法律規則，「地景是棲居實踐的表現，正是通過棲居實踐在地方的物質紋理中生成，並落實成為習慣與法律」（Olwig 2002: 226）。這個意義下的地景乃是「民主的原型，由一群人民與其土地、習慣法之統治與塑形、以及關注重大事件（things that matter）之代議機構所界定，因此[地景]並非景觀規劃師或建築師所界定的物質事物（things as matter）」（Olwig 2018: xvi）。但是在16世紀到19世紀之間，地景作為地方自治社群的意義，逐漸被風景或繪畫的定義所取代，也就是被一種帶有意識形態的觀看之道所取代，而這種觀看之道正符合了現代國族國家正當性以及土地私有化的論述。質言之，地景從集體共有的地方轉變成風景空間。歐爾威格的研究所衍生出來的問題是，在當代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下，我們是否可能扭轉地景作為風景的意義，在某種維度上返回地景視為人民自治場域的意義？ 這個問題雖然看似過於空想，但是在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2000年所提出的《歐洲地景公約》（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當中，卻已經往這個方向跨出了一步（Olwig 2005）。該公約的前言提到：「地景在文化、生態、環境和社會領域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角色，並且是有利於經濟活動的資源，其保護、管理和規劃可以促進就業的創造⋯⋯地景是個人或社會福址的關鍵元素」（CoE 2016）。地景在這份官方的文件中的定義已經不再只是一種觀看之道，而是一個具有「重要公共利益」的物質元素，而且是「攸關個人或社會福址的關鍵元素」，這顯示歐洲的景觀建築師以及與地景變遷相關的專業者已經產生了一種本體論的轉向，重新發現過去曾經存在的地景意義：一個社群對於一個地方的民主管理。在這個前提之下，〈歐洲地景公約〉第五條第三項更具體地建議締約各方應該承擔起「建立程序，以促進公眾、地方和區域當局、以及其他景觀政策定義與實施利害關係人之參與」的義務（CoE 2016）。無獨有偶，國際景觀建築師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scape ...

從十七世紀以來地景一詞在西方指的是視覺可見的土地、以及這種視覺方式所發展的繪畫或庭園。 在這種字義下的地景，強調的是特定框架視野的方式、觀看地勢的角度、甚至是理解世界的觀點。到了二十世紀初，由於美國地理學家卡爾．紹爾（ Carl Sauer ）的倡導，地景這個用語進入了人文地理學的世界，但是在紹爾手上它指的不再是繪畫、景色或庭園，而是指經由文化過程所形成的人類居地形貌（ Groth & Wilson, 2003: 2-5 ）。 紹爾（ Sauer 1925 ）提出了 文化地景 （ cultural landscape ）這個概念，因為他認為地景是經由集體的文化對自然景觀之作用而形成的，是 人類活動與信念的物質性紀錄，也是理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這種對地景的理解方式也開啟了地理學上的柏克萊學派 (Berkeley School) 。 從他處的時代背景來看，紹爾的學術計畫乃是一種對於隱藏在西方普世性、現代化進程之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質疑（ Mitchell, 2000: 24 ）。紹爾的理論對手乃是當時流行的環境決定論（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該理論認為文化差異乃是被自然環境所決定的，而西歐由於擁有創造文明與文化最佳的地理條件，因此產生了最先進的文明。結果，環境決定論就成為西歐殖民、教化其他地區社會的學理基礎。相對地，紹爾的提法否定自然環境對文化形成那種命定的關係，他認為並非自然環境決定文化，而是文化運用、改變了自然環境，使之成為文化地景。因此， 文化地景乃是處於一個動態的過程，只要有人類活動的地方，都會有文化地景的產生，是一種不斷的新舊文化交替演繹的結果。 文化擁有自主的地位，地景代表的是共享某種文化的人群或社會對自然環境的經營所產出之結果。用一個公式化的方式來表達：文化是原動力，自然環境是媒介，文化地景是結果。正因如此，每個地方的文化習俗與社會制度都有自己的形成路徑，文明並沒有高下之別，只是有待我們從文化地景的角度去理解。 在學院之外，地景研究者傑克森一系列對美國地景的分析也 呼應 了紹爾文化地景的論述。不過相較於紹爾，他強調地景研究除了傳統農村之外，應關注當代混亂的地景，因此傑克森經常在作品中論及這些日常生活中的㝷常地景，像是道路、工廠、高樓建築、農田、城鎮、墓地、高速公路及商店街等內容。除此之外，如果說紹爾將地景視為文化所...

 七月一日，飛機在上海浦東機場降落。在經過了三年疫情的隔離後，我再度來到大陸來進行學術交流。這次是應江蘇理工學院藝術設計學院邀約，來進行八天的講學與交流。在過去幾年間，差不每一、兩年就有機會到大陸的高校來訪問，其中好個機會都是拜在台陸生的引介，包括北京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廈門大學、福州工程學院、以及哈爾濱工業大學等，此外也參加過幾次不在校內的工作營，包括在唐山、河南姜庄、福州閩安等地。 江蘇理工學院位於常州，其位置大約在上海和南京的中間，是一個「存在感」很低的地方，連在台陸生都不曉得它的具體地理位置在哪裡。不過這裡其實出了不少名人，包括我們在台灣較熟悉的趙元任、吳稚暉、瞿秋白、陸小曼、周璇等人物，據說蘇東坡也是在這裡結束了他顛沛流離的一生。江蘇理工學院並非211，985等大陸的一線大學（相當於我們台灣頂尖大學），但是能來這裡了解一下大陸二線大學的情況總是一件有趣的事，更何況我們輔大也不是台灣的頂大。「有教無類因才施」的匾額還掛在我研究室的牆上呢。 這次邀請我來的是藝術學院的邰杰院長，他曾經在2018年來輔大藝術學院訪問，當時曾有一面之緣，據他說他對台灣的印象非常好。這回他找我來，主要是針對他們的環境藝術系學生舉辦了一個「景觀設計前沿專題研究營」，希望我能以校外專家的身份來進行教學。但他給我的任務還不輕，總共八天的課程，上午演講，下午則是設計工作坊，報名的學生大約30人，主要是以大一升大二以及大二升大三的學生為主。我住的旅館是學校經營的，在校園最北端；但從旅館走到教室大約要20分鐘，每天上午9:00上兩小時課，中午回旅館吃飯、睡午覺（是的，他們都睡午覺），下午3:00到5:00再去看學生工作的狀況，然後回來吃晚飯，晚飯後洗完澡，開始準備次日上午的演講課。這樣我一天也走了80分鐘的路了。學校四面都被超大馬路包圍，所以也只能在諾大的園走來走去，這不禁讓我有似曾相似的感覺，原來當年服役時在步兵學校受訓時的生活也差不多是這樣。規律的生活，正常的三餐，再加上午睡，真的就是過著當兵的日子了。 我為上午講座所準備的內容是我自己正在修改的一本專書的草稿，書名暫訂為「市民之眼」，主要探討的是新莊在過去十年來地景的變化，以及因為地景變化所引發的社會運動。這是我第一次用連續一個星期的時間，完整地把書中的內容講述一次。不過我也知道這樣的內容是有風險的：首先，我的研究在台灣的環境設計界...

中港大排是新莊在新自由主義都市治理下第一個重要的地景營造計畫，但它既非真的河道，也非假的河道；或者也可以反過來說，它既是真的河道，也是假的河道。它是一幅虛擬地景、一片奇觀、一處遊樂場，是一個沒有原物的擬仿物，是在超真實世界中的一個典型場景。中港大排的地景營造不但複製了想像中的清溪川、複製了想像中的農業往昔、複製了想像中的自然生態環境，也複製了想像中的參與式民主。更重要的是，這片擬仿地景掩飾了一個現實：真正的新莊就是中港大排，中港大排周邊的地景其實跟它一樣，真實空間與想像空間已經結合在一起了，成為擬像化的超真實。以批判性地景的策略（地景是面紗）對中港大排進行拆穿或解秘，仍然難以突破新自由主義在這裡佈下的厚重意識形態地勢與地貌。面對這個令人眩目迷惑的超真實情境，為了要找到進步政治的空間，我引用了索雅（ Soja 2004 ）的第三空間知識論視角作為出發點來分析中港大排的地景。 索雅認為空間乃是權力佈署與運作不可或缺的場所。當權者往往利用生產與再生產差異，創造並延續了社會與空間的區隔，以維繫他們的權力。傳統地理學的空間知識論若不是過於執著於科學方法可以客觀精確度量的空間，就是只聚焦在人類心靈中對空間的主觀認知或構思；但是這兩種模式都在理解空間與權力的關係上都力有未迨。索雅因此提出了第三空間知識論，在結合了前兩種模式之餘，又添加了主體能動性其開放其他的可能性，他稱之為「真實且想像」的空間，被支配者就能夠在「真實且想像」的空間中，擾亂支配者製造的差異、拋棄支配者所界定的主體，並重新定位自己，開拓更多的進步政治運動可能性。就地景的分析而言，第三空間知識論可以連結上英戈爾德（ Ingold 2000 ）寓居視角的概念，這個概念強調我們必須以實作與操演的角度來理解地景。英戈爾德主張，地景就是寓居，因為我們不是從外部觀看地景，而是身處其中環視我們的世界，用自己的想像力塑造出有關地景的概念。 寓居視角在知識論上破除了地景「觀看之道」論述中主體與客體、心靈與物質、文化與自然這些二元對立的假設，在生活的、「真實且想像」的空間中直面超真實，因為現實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實作操演出來的，因此具備了轉化真實與想像兼具的地方，改造我們生活空間的潛力。因此，要分析中港大排的地景，我們最好從寓居地景的角度出發，了解在地居民的生活實作，創造了什麼樣的地景現實。在本章的後半部，我以一個在地志工團體「新莊社大溼地...

摘要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乃是都市化與新莊地景演變之間的交互關係。本文首先從 「行星都市化」理論觀點指出，都市化的分析單位不應區分城市與鄉村，而是把所有地區的社會與環境的演變都同時視為都市化的結果以及促成都市化的原因，每個地區之間都因為各種不同的歷史與地理因素產生交互的影響。經濟發展形成了群聚的城市及以周邊，而城市與周邊的區位關係則支持了經濟的發展。其次，本文說明了地景研究的意涵，指出地景除了本身物質性形式的生產過程需要放在都市化過程理解之外，它作為一種閱讀的文本，也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藉由觀看之道對於觀者起了一種將社會關係自然化的意識形態作用。結合上述理論，本文建立了分析新莊地景變遷的研究視角。 研 究結果發現，新莊地景的變遷和三種不同主導性都市化過程有關，包括農業都市化時期（ 1720-1950 ）、工業都市化時期（ 1950-1990 ）以及 拼 裝都市化時期（ 1990-2020 ）。在農業都市化時期的前期，由於對中國大陸米穀出口，在新莊 產 生了北台灣第一條商業市街，而在後期則由於農業改良以及對日本的米穀出口維持了新莊市街的活力以及大部 份 的農業地景。在工業都市化時期前期，由於擔任了國際加工基地的角色，新莊由於工廠的興建以及城 鄉 移民的湧入，使得地景 產 生了重大的變化，同時因 為 缺乏實際的規劃而呈現失序的狀態。到了 拼 裝都市化時期，在發展型新自由主義邏輯的影響下，地 產 資本主導了地景的發展，隨著兩條捷運線的興建，出現了「後工業」的工業區以及各式主題式集合住宅，但是同時也留下了頑 強 抗拒遷移的大量農地工廠。總之，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新莊的地景由於外在政治經濟的影響而變化，帶來了各式人口與地景樣態，在堆疊與塗抹的過程中形成了今日複雜多元的地景形式以及都市經驗。在這三個階段中，本文分別解釋了地景物質形式在特定時期所具有的象徵意義；此外，本文也從居民訪談或者地方文學的文本中，嘗試理解居民如何詮釋新莊地景的意義。 最後，期待經由本文對新莊地景變遷的研究，能夠讓都市規劃、景觀建築以及人文地理學等領域的研究者更深入理解我們平日生活其中、視而不見的日常地景，在都市發展與社會治政經濟運作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發表於2022國土規劃論壇，若需全文，可向版主索取 ）

摘要 文化治理乃是 城市治理 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目標在於支持經濟發展或政治秩序穩定。但是在新自由主義都市化脈絡下的 文化治理，經常產生許多社會問題，諸如縉紳化、迫遷、公共資源分配不均等 ，因而也引發了質疑治理模式的都市運動。藉由新北市新莊街之個案研究，本文探討這種都市運動產生的機制及其對文化治理所造成的影響。通過對新莊街文化治理的歷史回顧，以及本文作者們對新莊街都市運動的觀察、參與及反思，本文檢視了地方政府政策形成的結構性因素、行動者空間意識形成的原因、都更案爭議與協商的過程，以及都市運動的政治與社會效應。新莊街的研究結果顯示，文化治理固然有助於國家文化領導權塑造以及資本主義積累體制的維繫，但是它也開展了新的鬥爭場域，並創造了認知、爭取與實踐城市權理念的機會。 關鍵詞： 都市治理、新自由主義、城市權、空間意識、文化資產 （本文刊於《文化研究》第34期，共同作者為張耕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