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報——原來如此

昨天聽了一段聖嚴法師的開示的影片，其中有一段話，讓我有大夢初醒的感覺。

師父先講了一個很有奇妙的比喻。他說，下雪的時候很冷，就像修行一樣，很辛苦；可是等到雪融了，其實更冷，更辛苦。那個更冷的時候，就是修行得來的福報。

這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福報。

我們一般想像的福報，應該是辛苦了半天，終於可以過得舒服一點。修行那麼辛苦，修到最後，總該得到一點好處吧？結果按照師父的說法，福報竟然是更辛苦。

師父接著解釋，所謂有福報，就是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聽你的話，照著你的話去做。可是問題也就來了：如果沒有人聽你的，你其實很輕鬆；等到很多人都願意聽你的，你要管的事情就多了，要負的責任也大了，最後反而比以前更忙、更辛苦。說到最後，師父嘿嘿一笑：這樣的福報，你想要嗎？

我聽到這裡，心裡猛然一震。

這些年，尤其最近，常常有一些原本沒有預料到的機會跑到我的面前。有些事情根本不在我原來的計畫裡，有些甚至只是一開始覺得「這個好像可以做」。可是奇怪的是，只要我真的開始做，慢慢就會有人出現。有人願意相信，有人願意幫忙，也有人真的就跟著一起做了。到最後，原來只是一個人的念頭，常常莫名其妙變成一群人的事情。

然後，我當然也就更忙了。

這件事其實讓我糾結了好一陣子。

其實近來我漸漸體悟到，沒有什麼非爭不可的位置，也沒有什麼非證明不可的成就。我甚至常常想，接下來幾年是不是應該少管一點事情，多留一些時間給自己。讀書、寫東西、旅行、騎車、玩狗，做一些真正想做的事情。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一些意外的機會還是不斷跑出來。

而且最麻煩的是，它們往往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當有人願意相信你，願意跟著你一起做，事情就不再是說不要就不要。因為後面已經有人跟著了。

我明明想讓生活簡單一點，為什麼事情反而越來越多？

按照師父的說法，有人願意相信我；而有人願意相信我，願意跟著我一起做一些事情，本身就是一種福報。只是我們太習慣把福報想成舒服、順利、擁有，才會忘記真正的福報，可能就是責任，可能是更多的佈施。

這樣一想，「忙」這件事也變得有點不一樣。

你提出一個想法，鼓吹了很多年沒人理你；但在你想離開舞台時，卻有人說好，我跟你一起做；這時你也退不了場了。

如果因為這樣而忙，那我想，這種忙大概還可以接受。

人生到了某個階段，竟然人願意聽你說話，願意相信你提出來的事情，甚至願意跟著你一起去做，這不是福報是什麼？

至於因此而多出來的那些麻煩、責任和辛苦，大概就是雪融以後的冷吧⋯⋯

多穿兩件衣服就行了。

重讀《知識與愛情》

最近，在四十年之後，我重讀了赫曼・赫塞的《那齊士與哥特孟》（中文翻成《知與愛》或者《知識與愛情》）。Y世代或Z世代的人應該大部份都沒聽過這本書吧。

那齊士（Narcissus）是修道院的學者，象徵純粹的理性、邏輯與父性精神，致力於透過思想昇華接近真理；哥特孟（Goldmund）則是流浪的藝術家，象徵感性、愛慾與母性自然，透過親身經歷愛與死來體驗生命。

故事描述那齊士指引哥特孟離開修道院，投身荒野與世俗。哥特孟在流浪中歷經悲歡，將生命的苦難化為偉大的雕刻藝術。晚年兩人重逢，理性終於向感性致敬——那齊士承認思想雖永恆卻貧血，而哥特孟透過藝術觸碰到了活生生的上帝。

熟悉我的學生都知道，我喜歡談空間正義，談無政府主義的互助，談馬克思主義追求的公地。在課堂上，我試圖用邏輯思考拆解權力的結構。

他們不知道的是，我年輕時醉心藝術，以為自己未來將創造偉大的建築。但我後來逃離了偏向感性的建築領域，轉向了更加理性的都市社會學與文化地理學。為什麼？因為當時的我，曾像赫塞書中的哥特孟一樣，渴望在流浪中尋找愛情與生命的極致。但因感性太危險、太易讓人受傷，我後來選擇成為那齊士。我躲進了學術的修道院，用理論築起高牆。我以為，依靠純粹的理性與邏輯，就能觸摸到永恆的真理，並且不再受傷。

然而，我在學院的體制內，卻始終感到格格不入。我看著科層體制的運作，心裡想的卻是反體制的自由；我興高采烈地談著公平與正義，換來的是學生冷漠或不解的眼神；我進行的研究，很少能找到歸屬的領域。這種孤獨感，常讓我覺得自己是在學界邊緣遊盪的「荒野之狼」（赫塞的另一本小說）。

四十年後重新看這對摯友的故事，當我看到書末，那位追求真理的修道院院長那齊士，對著歷經風霜、一無所有的哥特孟承認：「是你讓我看到了活生生的世界，而我們思想家是貧血的。」那一刻，我流下眼淚。

於是我明白了，那些年少的輕狂與傷痕，並不是人生的遺憾，而是必要的過程。如果沒有當過受傷的哥特孟，我如今對知識的理解將是蒼白的；如果沒有痛過，我現在對於人的處境，就不會有真正的同理。

最近，我開始在生活中搭建一座《荒野之狼》中的「魔術劇場」，讓那齊士與哥特孟握手言和。

白天，我依然是那位討論艱澀理論的學者。 但下了課，我會跨上重機，感受引擎的震動與公路上掠過的風；我也會坐在鋼琴前，讓貝多芬與巴哈的旋律流過指尖（雖然很失控）。另外，我每天試著半小時的打坐，在那三十分鐘裡，我既不是學者，也不是浪子，我只是靜靜地看著這一切。而在騎車或彈琴的當下，我進入了一種「心流」。內心沒有雜念，沒有過去的傷痕，也沒有對未來的焦慮。那就是那齊士追求的真理，卻是被哥特孟用身體實踐出來的。

我依然覺得自己在學術圈是個邊緣人。但現在，我把這份「格格不入」當成一份上天的禮物。

或許，我留在這裡的意義，不是為了成為學術權威，而是為了那些同樣感到迷惘、同樣眼神裡藏著荒野的學生。我想告訴你們：「受過傷沒關係，覺得無法融入世界也沒關係。你不必殺死心中的狼，也不必為了社會的期待而把自己變成無趣的靈魂。你可以一邊讀著最艱澀的書，一邊騎最野性的重機。」

你可以同時是那齊士，也是哥特孟。知識與愛情並不總是對立的，它們往往以出人意表的方式，在更高的維度上結合在一起。

「手工業品陳列館」背後的結構技師

 九二一大地震災後不久的某一天，我父親開了車載著母親，往南投災區直奔而去。他並不是去救災，當然更不是去觀光，而是去檢查位於草屯的「手工業品陳列館」（後來改名為「台灣工藝發展研究中心」）是否因為震災而受損。結果是：毫髮無損，倔然屹立於一片斷垣殘壁之中。這個結果讓父親感到非常欣慰，因為他正是這棟建築物的結構技師。

我以前就曾經聽他說過一段軼事，1974年這棟房子在送建築執照審核時，因為結構設計太過新穎而遭退件。為了配合建築師的造型，我父親採用了當時台灣從未出現過的格子樑系統，整棟房子沒有一根柱子，建築的重量只依靠四個樓梯間的承重牆來支撐。為了要通過這個設計案的審查，他只好親自去和當時的省政府建設廳副廳長蔡兆陽先生溝通，最後總算在蔡先生的支持下，通過審查，並順利於1977年完工。

我覺得父親是一個標準的現代主義營造工作者。我在大學讀建築系的時候，他曾經跟我抱怨過「後現代建築」，最主要是因為後現代建築的形式太過矯情，其建築風格不但完全脫離了功能，也脫離結構的必要性。有一次和他一起在台大校園，看到那些依照日殖時建築風格營造的建築時（當時被認為是尊重空間與歷史脈絡），他竟然感慨地說：「某某建築這裡多了一根不需要的柱子、那裡的立面和結構沒有關係⋯⋯云云，怎麼會這樣，以前都不會有這種事。」後來我慢慢知道，對他那一代的結構設計師而言，好的構造物（包括建築、橋樑、水壩⋯⋯等人造環境）乃是用最少的建材，達成最耐用的效果。Less is more！以此原則推之，最美的形式，乃在於忠實表達出結構的力量，美學是科學的視覺性表現。也難怪他曾經說過，後現代建築都不誠實、都在說謊。

所以，只要是他設計的建築，結構都極為精簡；但這也考驗了結構技師，是否你對力學的計算就是那麼恰到好處，分毫不差。這就是為什麼在九二一之後，他會去關心一件沒人在意的事情，也就是他的結構設計作品。他很開心，因為他的設計通過了百年大地震的考驗。

我為什麼要提這個故事？上個月在我為他的告別式寫一段簡短生平的時候，驚訝地發現，「手工業品陳列館」竟然在2022年被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指定為「縣定古蹟」！指定理由之一是：「呈現1970年代『現代主義』』之建築風格，具時代性。其經歷921大地震的洗禮(位於近斷層)仍完整，具藝術美學及耐震科學價值。」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結構設計師的作品竟可以在設計師尚在人世時就被指定為古蹟。我猜他生前該不知此事，但我覺得替他驕傲。可惜的是，在古蹟公告資料中只提到楊英風擔任總設計師，彭蔭宣與程儀賢二位建築師共同設計，卻沒有提到結構技師是誰。如果沒有這位技師，這棟房子應該蓋不起來。我想這位技師——顏寰威先生——值得被好好的紀念。

最後補充一個小故事：當時和我父親討論這棟建築結構設計的蔡兆陽先生後來高昇到交通部長；而他兒子恰巧跟我國中同班，也是和我結交至今四十六年的好友。

我的祖父是共產黨

我其實從來沒有見過爺爺。我的祖藉是金門人，但在台灣出生成長。小時候我只知道我有個爺爺住在大陸，我父親定期會寄錢到大陸給他，有時候也會要我寫幾個字和爺爺說話。1986年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後，我父親曾到福建去探望祖父，這是他們分離40幾年來第一次見面。相會後沒有多久，爺爺就去世了。我這個人的家族觀念其實很淡薄，所以也很少和父親談他上一輩的家族故事，也只是隠約知道爺爺當年本在南洋工作，後來回到大陸，從此就和父親分隔兩地。

直到上個月，忘記是在談什麼，父親提起祖父年輕時到上海去唸師範學院，在那裡認識了祖母，而且在當時就加入了共產黨。我聽到共產黨了耳朵就豎起來了，於是請父親把整個故事說得詳細些，才知道原來祖父的生涯充滿了起伏。祖父師範學院沒唸完，因為國民黨在上海「剿匪」，把他給抓了起來；後來拜託了和國民黨有關係的親戚，才把他從牢裡弄出來。於是祖父就一路逃回家鄉，在金門教書。

到了太平洋戰爭後期，日軍佔領了福建沿海，祖父因為共產黨員的身分不容於日軍，於是又往南跑到新加坡，父親就是在那段期間出生的。戰爭結束後，他們回到金門，但是旋即又發生了國共內戰，在國民黨撤退至金門前夕，祖父再度往南洋奔逃，把四個孩子留在金門，這次到了印尼。但是沒有幾年之後，印尼發生排華的事件，中共派了船艦來接華僑回國，於是祖父就這樣去了大陸。剛去大陸時，由於他的共產黨員身分，政府還派他當了一個地方的小官，日子沒有太難過。可是到了文革時期，他因為曾為華僑，被劃為黑五類，沒能倖免於被批鬥的命運。

我聽了祖父傳奇的人生，開始對他產生了敬佩之情。我想像他是一個抱有關懷社會、追求正義的理想派青年，而且親身參與社會改造的運動。這點應該沒錯，因為父親說金門老家原本有一整個書櫃的馬列書籍，後來當然被燒掉了。也許是因為祖父的遭遇，從小父親從來不談政治，也反對我談政治。但，這一切都過去了。我問父親在經過這種種事件之後，祖父還相信共產主義嗎？父親說他怎麼會知道，他們又沒聊這個話題。

我真好奇祖父晚年到底怎麼看待他的一生。我也開始懷疑我之所以懷抱左翼信念至今，是否因為身上有祖父的基因。

這世界上有鬼嗎？

小予很愛聽一個叫「宋定伯賣鬼」的民間故事，又愛聽又害怕，每次都要我們陪他一起聽。後來乾脆就把這片故事CD帶到車上，經常在上下學的路上聽，聽到小予幾乎可以一字不漏地說起這個故事來。

畢業典禮的意義

今天去參加了畢業典禮
結果因為我穿了UCLA的博士服

引起了大家的注目

大家說我是藝術學院的吉祥物

所以要我入場時走在最前面

我的求學之路

1. 不久之前我去參加了學校舉辦的新進教師研習營 (註：本文是在2008年寫的文章)
   有一位講者提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想要當老師?
   為什麼我想當老師? 我倒是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從那一刻起我就不停地思考著這個問題
   我是什麼時候開始有想當老師的念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