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危機與空間重構：清代臺北之區域動態

（本文刊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6期）

結論

你⋯⋯的天空，與四千多年前沿著淡水河來此漁獵農耕的先民所看到的相去不大，與三百三十年前某暗夜溯河而上並首次發現凱達格蘭人的西班牙人所見無異⋯⋯平疇四野，與一百二十年前郊拼落敗逃來的同安人所見差不多，雖然看不到河，但知道河流就在那不遠處，隨時可以順流出海，叫人心生遠意⋯⋯（朱天心 1999：169）                                                                                         

你們曾經不具任何知識、歷史知識，與它愉悅自然的相處過活，待有一天你具備了了解它的知識⋯⋯它再也不一樣了，與過往不一樣了。（朱天心 1999：190）                                                                                              

        無論是俯瞰或眺望我們今天稱之為臺北的這個地方，我們大概很容易聯想到刮去重寫的羊皮紙（palimpsest）這個許多城市研究者喜歡的隱喻：曾經存在於城市中的人群、活動與事件總會在城市中留下一些空間的紀錄；即便這個紀錄在某個歷史時刻被消除或被其他空間覆蓋，但總是會在城市羊皮紙上留下一些印記，因此我們可以在不同時期印記的交疊上看到城市的歷史。臺北盆地自然也留下了這樣的印記，但是更重要是，我們要如何詮釋這些印記。受到近年來地理學與歷史學所發展的知識論與方法論之啟發，本文試圖在線性、演化、目的論式的歷史敍事方法之外，找尋新的詮釋空間，讓我們能用「再也不一樣、與過往不一樣的」眼光回首臺北這個「古都」的來時之路。

        主流文獻對臺北發展的詮釋予人的印象大致如下：抱功利主義的漢人冒險犯難開墾臺北，促成了資本主義在臺北的萌芽，也推動了臺北各市街的發展。然而這種詮釋既未見族群之間與階級之間的衝突，也未見清帝國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帝國對於臺北地理空間的掌握與運用。本文的詮釋觀點則迥然不同，本文將臺北的市街與聚落發展放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清帝國、臺北盆地本身等三個不同的地理尺度下來檢驗，並指出推動臺北區域形成、變化與發展的主要動力，乃是各種歷史行動者為了處理或緩和社會危機所進行的「空間修復」。從清初到日本殖民之前，臺北盆地先後產生了城鎮網絡，亦即「帝國邊防下的臺北」、「新莊城鎮群」、「艋舺城鎮群」、以及「大稻埕城鎮群」。這四種城鎮結構的形成與發展確實有先後之別，但是它們之間與其說是一種承繼的關係，不如說是類似地質學上「地層」之間的關係，或是羊皮紙上各種印記之間的關係，是四個遵循不同邏輯的空間結構疊架在同一個區域的產物。這些城鎮群聚可以說既是社會力作用的結果，也是推動社會進展的原因。

        就空間作為社會力的結果而言，我們發現除了在清初之外，臺北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以農業基地的地位，被整合在更大的政治經濟體系之中：先是稻米對福建的輸出，再來是藍靛對華中省份的輸出，最後是茶葉與樟腦對歐美的輸出。而就臺北盆地內部聚落的空間組織而言，大致上是以淡水河及其支流作為交通骨幹，形成農作物生產與運銷的網絡，並帶動了各個貿易據點市街的發展。盆地中的首要貿易出口港及金融中心從新莊轉移到艋舺，再轉移到大稻埕。淡水河河床與水位的改變固然對主要出口港的轉移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更關鍵的原因則為港市出口品在經濟規模上的差異，這使得以藍靛為主要出口品的艋舺在人口與市街規模上於十八世紀初超越了出口米穀的新莊，其後又使得以茶葉為主要出口品的大稻埕於十九世紀下半葉超越艋舺。由此可見，出口貿易一直是臺北各聚落發展的動力，而出口貿易的規模則影響了臺北區域經濟與政治中心的區位。

        在另一方面，就空間作為社會的推動力而言，這四種空間結構各自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促進與維繫更大地理範圍之政治經濟系統。清廷領臺之初，臺北被視為帝國邊境的戰略空間，以番地保留作為防止漢人聚集抗清的手段；但朱一貴事件的發生，反映了這個空間策略的失靈。朱一貴事件之後，清廷改變治臺策略，並藉「新莊城鎮群」的形成來緩解福建米穀不足的危機，穩定了帝國對華南地區的統治。然而這個城鎮網絡背後卻暗含了普遍性的階級衝突，而林爽文事件則象徵性地引爆這個危機。林爽文事件後，清廷以開放盆地與大陸直航以及默許漢人進入淺山開發來解決先前的社會危機，進而帶動了「艋舺城鎮群」的發展。這個新的城鎮網絡，因藍靛生產與流通而組織，並支持了華中貿易圈紡織業的成長。淡水開放為通商口岸後，臺北逐漸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原料生產的基地以及工業產品出口的市場，是該體系全體運作所不可或缺的局部環結之一，而「大稻埕城鎮群」正是維繫這個體系運作的地理單位。

    在本文結束之前，容筆者再次闡述本文希望企及的目標。本文並不宣稱自身是正確替現（represent）臺北歷史唯一的方式，而只能說是詮釋臺北歷史諸多可能的版本之一。但是，這並不是說本文採取的是一種相對主義的立場，認為歷史怎麼說都對，完全視詮釋者的觀點而定。本文的意圖在於對線性史觀下所替現的臺北圖像提出質疑，並以共時性的空間事件來重構這幅拼圖。正如後殖民理論家Nandy（1987: 48）所言，由於線性歷史觀預設了文明／現代／西方與非文明／前現代／東方這組時間先後的對立關係，「現代」的歷史科學往往給「後進」的社會設下了更多的限制；因此，一個袪除殖民的歷史研究首先就是要拒絕這種線性史觀，並把歷史的經驗整合入社群共享的傳統，使之成為一種思考方式，而非編年的紀實。在這種作法中，「歷史的動態⋯⋯不是由無法改變的過往移向無法阻擋的未來；而是一種思考方式，一種當下的選擇」（Nandy 1987: 48）。秉持這種袪殖民的信念與史觀，本文選擇了區域動態的取徑切入清代臺北的歷史發展歷程，著力於分析政治經濟活動與空間之間的關係，並關注地理空間在支配與抵抗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期盼藉由這種對過往的另翼詮釋，能擴展我們對臺北區域發展過程在地理學、社會學、與歷史學等各方面的想像，並引發更多樣的思辯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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