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遺產：古蹟保存理論之批判性回顧

(本文刊登於地理學報第42期)

前 言

大約自九○年代起，對古蹟保存1的重視在台灣逐漸成為建築與景觀學界、市民團體、以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共識。在建築與景觀學界方面，延續著七○年代古蹟保存運動的傳統，發展出強調民眾參與以及常民文化地景保存的「聚落保存論述」。2在市民團體方面，可在全台各地看到了各式各樣文史工作室的成立，同時也看到了一些專門以推廣古蹟保存為職志的民間社團出現，像是台北的樂山文教基金會、古風史蹟協會，以及宜蘭縣的仰山文教基金會等。在政府部門方面，有好幾個地方政府，像是台北市政府、宜蘭縣政府、新竹市政府等，都把古蹟保存當作重要的文化與都市發展政策。至於中央的文建會則是從九○年代中期起，如火如荼地在全台各鄉鎮展開了以地方歷史文化保存為中心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而在2000年之後，文建會又更進一步地大力推動「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申報的工作，並在2002年邀請國內外的學者共同評選出十一處「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3，試圖以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申報世界遺產登錄，讓台灣的文化遺跡「走出台灣，登錄世界」(陳郁秀，2003)。依上述的觀察來看，說古蹟保存是台灣的一個新興社會運動似乎並不為過。

事實上，在西方社會中，古蹟保存作為歷史、傳統、與記憶在營造環境 (built environment) 中的一種再現方式，長久以來都被用來界定尺度不等的社群(community) 集體時空想像的重要規劃工具，這些社群包括了國家、區域、城市、鄉鎮、以及鄰里等。僅管保存手段與保存技術上有所差異，任何古蹟保存方案總是包含了保存對象的選擇、詮釋、以及歷史脈絡指認等社會過程 (Barthel, 1996)。而這些社會過程又常常與為何保存、如何保存、保存誰的歷史、保存給誰看、以及誰來決定保存對象等課題息息相關。這些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保存的對象暗示了「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 之集體文化認同，而以視覺的方式來訴說該社群的歷史，強化該社群成員對自己身份的共識。從這個角度來看，古蹟保存的功能往往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到了今天，經濟與文化全球化的持續進行使得古蹟保存的政治過程變得更加錯綜複雜。當各地方之間的互動與依賴不斷地強化時，不同想像社群之間的界線也似乎變得越來越模糊了。一方面，由於地方社會的發展深受全球權力之流的影響，使得既存的地方機構與地方文化認同與當地的社會關係越來越弱 (Castells, 1989)；另一方面，隨著大量人口流動以及同質全球消費文化的散佈，一個人有可能擁有多重身份認同或者歸屬於多重想像社群。如果說古蹟保存是一種與在地 (local) 社群認同脫離不了關係的事業，那麼在一個地方界線逐漸模糊的年代，古蹟保存的意義會是什麼？而就在這個全球化似乎就要泯滅各個地方特殊文化與認同的世紀之交，台灣這個身處在全球化洪流之中的地方才正要開始建立古蹟保存的價值、論述、與制度，我們要如何理解這個現象？在今天的全球化條件下，我們的古蹟保存大計 (project) 又應建立在什麼樣的理論基礎上？它可能的社會意義為何？它與都市發展的關係為何？
基於對台灣社會與空間現實的關切，本文試圖發展一個分析全球化情境下古蹟保存政治 (politics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 的初步理論架構，希望能以之作為台灣社會在研究本地古蹟保存經驗、擬定保存政策、以及探索運動方向的基礎。為了建構一個更符合當今現實問題的分析架構，本文首先將評介英語學界批判式都市研究對於古蹟保存與全球化的看法。其次，在這個基礎上，本文將進一步回顧古蹟保存與現代性 (modernity) 之間的關連，並且以台灣的古蹟保存的發展歷程加以比較。第三，本文將以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異質地方 (heterotopia) 這個概念為中心，結合上述兩支文獻來發展一個新的保存論述。最後，經過對上述諸理論的回顧與重組後，本文將以樂生療養院的保存運動作為分析對象，提出幾點研究台灣古蹟保存政治的初步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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